乌迪尔天赋梅钦自传：战斗中的基督教（梅钦）-西安古道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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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钦自传：战斗中的基督教（梅钦）-西安古道正途
个人经历的叙述让人觉得有意思，可能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作者成就非凡；二是作者平凡无奇，却能有声有色地描绘出一大群人的共同经历。正是基于后者，接下来的小短文将在这一大卷书中占据一席之地。我估计，主编邀请我写作本文，是为了通过我自身满是瑕疵却因此颇具典范的经历向大家展示，相当多的人受到指引去抵抗当今时代的潮流，并且尽心尽意持守超自然代赎性信仰，也就是人们一直所说的基督教，到底是为何。
然而在着手这项任务时，我争取把我个人的独特经历和跟别人相同的经历区别开来，同时能够简明扼要地陈述对我个人独特经历的某些具体观察，期待无论在哪里的人，都可以通过例子明白一些比自身更重要的事情。即便我如此解释，对我而言，这似乎还是一件相当冒昧的事情。不过责任是编辑的，不是我的。
（一）家庭：父母的影响
我相信圣经真理，追随圣经所启示的代赎性信仰，如果你问我何以跟同时代的大多数人唱反调，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就在我巴尔的摩的故乡，我和我的哥哥小亚瑟（Arthur W. Machen, Jr.）、弟弟托马斯（Thomas Machen）一起长大的地方。我的父母都是基督徒，父亲去世于1915年，享年88岁；我的母亲去世于1931年，享年82岁。从他们那里，我学到了基督教是什么，以及它与某些现代版本的伪基督教的区别。我还学到了基督教信仰能够和开阔的生命视野以及对学问的追求携手并进。
我的父亲是一名律师，他是马里兰州最好的律师之一。但是他在律师职业上取得的成功并没有丝毫让他的兴趣变得狭隘。终其一生，他阅读了大量书籍，阅读对他来说从来都不是出于勉强。我觉得他读书从来不是出于责任，完全是因为他热爱读书。如果有人称他为“学究”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很有意思。不过他的拉丁语、希腊语、英语和法国文学（更不必说他八十岁以后出于乐趣学习意大利语，这年龄在别人看来已经是人生暮年）会让我们这些专业学者汗颜。
由于他在文学方面的知识，他对其他领域的美也有一种敏锐的感知，我的两位兄弟也从他那里继承了这种鉴赏力。我父亲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他总是渴望与最好的事物打交道。次好的事物没法让他满意，因此，他书房里的那些英文经典著作都是精挑细选的版本。每想到这些，我就会对上一届国会差点通过的一项法律——纯洁版权法案（Vestal Copyright Bill）——感到惊慌，这个法案将会在我们许多最精巧、最优美的印刷和装订工艺周围垒起一座封闭的长城。
我父亲的特殊“爱好”是研究和搜集早期版本——特别是希腊语、拉丁语经典著作十五世纪的版本。有不少精美的老书是从他父亲在弗吉尼亚的老家传下来的，其余则是在他后半辈子自己积攒的。当然，他不高的收入让他无法负担得起大规模采购，但他总是努力到处去买一些早期著名出版商所出的优质版本。他对有缺陷的版本几乎没有兴趣，他购得的每一本书一定都是最好的。我觉得他对旧书的热爱不只是一种“爱好”，他完全是自发和无意识的。他喜爱旧书漂亮的装订，也喜欢里面的内容。他书架上的每一本书都能显示他的这种热爱。
他是一位深邃的基督徒，阅读广泛，而且诚挚地默想我们神圣信仰中真正重要的事情。他的信仰经历既非感情炽热型，也非敬虔主义型，而是像一条溪流，静水流深（a quiet stream whose waters ran deep）。对于一切美好的事物和神所创造的奇妙世界，他并没有采取那种“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态度，这种态度常常导致热心的基督徒所能奉献给神的不过是一个干瘪（biě）的人。而在父亲那里，真正的学术和真正的敬虔并行不悖（bèi）。每个礼拜天早晨与晚上，礼拜三晚上，他在教会侍奉；作为长老会教会的长老，他所有的侍奉都有一种类似的忠诚。那时候的长老会并未成为政治游说团体，推选长老也并非因为他们是“社区杰出人士”，而是因为他们的敬虔。我时常想念位于巴尔的摩富兰克林街那古老的长老会执行理事会（Presbyterian session）。
在当今冷酷无情、教会机械化的时代里，这些回忆令人精神愉悦。愿神保守这些回忆在某一天重新变成现实，古老的基督教美德得以复兴！
我的母亲对我影响更大。她和父亲一样，阅读极其广泛。她写的书《勃朗宁与圣经》（The Bible in Browning, London: Macmillan& Co., 1903）不过是她丰饶田地的边角遗穗（suì）。她最显著的理性特征也许是她的广泛品味。她对诗歌有一种深刻而挑剔的爱，对大自然的奇妙和美好也有同样的热爱。早在“科学概况”和“XX概论”出现之前，她就热衷于博物学，还学习天体运行的轨道。我小时候，她和我一起站在怀特山山脊上看长长的阴影沿着对面高地蔓延往上，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种真挚的愉悦。她热爱大自然的宏伟庄严，也热爱森林与田野的无限美妙可爱。我想，我是从她那儿学到了有时候逃离无情的机械化世界，还有，哎，同样无情的号称献身于基督的有名无实的教会，与山丘亲近，使灵魂苏醒。在母亲对自然、对诗歌的热爱中，不可避免地交织着另一种爱，是她对这一切美好与真理的创造者的深切崇敬。对她而言，神是一切，贯乎一切。她相信，通向上帝的唯一道路，就是圣经所启示的又新又活的道路。无论基督教拥有哪些特质，其核心都在于基督赎罪之死，一个人只有确立了这个前提，才可能了解我的母亲。我知道，如果一个人不确定基督教的核心就是基督的赎罪之死，那么他了解再多有关基督教的事情老朋友进行曲，他还是不可能了解我母亲。
我很小的时候，曾去佐治亚州梅肯县（Macon, Georgia）拜访外祖父，非常开心。那里是我母亲成长的地方。它的芬芳，它的宽敞和淳朴，都是典型的古旧风格。我相信，有许多像这样的美好事物已经渐渐远离人世，消失不见了。从我的父母，和我所观察到的他们时不时的社交活动，我瞥见一种比我们如今由钢筋混凝土所支配的生活更有尊严、更有朝气和拥有更宽广文化的生活。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景象。我确实不指望我能超过我父母所得到的教育宽度，也不指望超过我的兄长所接受的教育。相比于他们所接受的真实而自然的教育，我的个人努力好像完全微不足道。不过，我至少庆幸曾见过这种景象。至少它教会我，在我们这个机械化世界里，天地之间有不可思议之事。或许有一天教育真正复兴，攻克了我们时代的狭隘，伴随这种教育复兴而来的是基督福音的再发现，就像16世纪发生过的那样。
（二）教育：家庭教育和大学时代
在巴尔的摩，我去了一所很好的私立学校。它完全世俗化，不教导任何有关圣经和基督教信仰的事情。但是我无需在学校学习上述内容，我在家里从我母亲那里学习。那是最好的学校，我自己没有一丁点功劳。我敢说，我在十二年里学到了比现今很多神学院学生更好的圣经知识。小要理问答（The Shorter Catechism）是必修课。在我稚嫩的时候，我就能完美地背诵问和答。荣耀的神圣启示，整个概要都在我头脑和心中生根。当一个人与改革宗信仰的光荣传统意气相投，他便再也不会轻易满足于在持守不同信条的人之间仅仅寻求一些大家共同认可的、草率的现代派版本的“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他会努力站在教会历史的伟大浪潮正中央，这是从奥古斯丁和加尔文传承至今改革宗信仰规范的一股洪流。
母亲除了传授我圣经和基督教信仰的知识以外，她还帮助我面对怀疑。她自己经历过理性上的挣扎（intellectual struggle），年轻时便已开始勇敢面对人们对基督教真理的排斥，她能够帮助那些心存疑惑的人。我的信仰当然也难逃此劫。这方面，我不得不提我的哥哥小亚瑟·梅钦和我的堂兄勒罗伊·格雷沙姆（LeRoy Gresham），我十分钦佩这两位兄长。人必须完全独自面对信仰与怀疑之战，这是很糟糕的处境。绝大部分情况下，神透过年长和睿智之人的帮助和榜样带领人安然前行。
我17岁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01年（20岁）获得文学士学位（Bachelorof Arts）。那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打破常规，有一股初生牛犊的闯劲，对整个国家的文化涵养产生了深厚影响。第一任校长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1875-1901年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那时执掌学校，早期著名教员雷姆森（Ira Remsen，1846-1927，美国化学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第二任校长）、罗兰（Henry Augustus Rowland，1848-1901，美国物理学家）和吉尔德斯利夫（Basil Lanneau Gildersleeve，1831-1924，美国古典学家）执掌教席。即便是本科生也能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这种热烈的学术氛围。对我而言，有一件终生难忘的事情，是1901年秋季我作为毕业生参加了吉尔德斯利夫本人主持的希腊语研讨会（Greek seminar），——或许更应该被叫做“希腊语研究院”（Greek seminary）。
吉尔德斯利夫可说是美国本土最著名的古典学家。你会在他身上发现一种罕见的融合，精确的文献学研究与广博的才华相交融。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他的研讨会上，与围着桌子的一小撮人共度的那几个小时。那群人中没有本科生和文学硕士学位候选人。他们都是打算以教授语言为毕生职业的人，他们的见地完全超过本科生。在吉尔德斯利夫、查尔斯·米勒（Charles William Emil Miller，1863-1934，古希腊语专家）和科比·史密斯（Kirby Flower Smith，1862-1918，拉丁语专家）讲授的拉丁语、希腊语课堂上认真学习的人以此为无上荣誉，这种氛围还真是前所未见。在这个学术小圈子里，吉尔德斯利夫挥洒自如。他蔑视体制权威，开始讲一段希腊文句法，紧接着信马由缰，大谈世界文学。他的继任者米勒整理了这位伟大教师的大部分作品，编纂了一部豪华的《吉尔德斯利夫精选集》（Selections from the Brief Mention of BasilLanneau Gildersleeve）。作为那门课的成员，我深感三生有幸。
我应该庆幸，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最辉煌的时代，我学到了严谨的科学思维，并对一切哗众取宠之言深表蔑视。不过，研究生第一年将近尾声，我冒出一个想法（那时或多或少有点含糊），那种科学思维或许可以应用在新领域，不同于我们以往一直关注的主题，说不定会更有优势。1901-1902年是“吉尔德斯利夫研究院”的“柏拉图学年”（the Plato year in the cycle）。除了更广泛的阅读之外，我们每个人还被指定对若干柏拉图对话进行研究，以供详细讨论。这是很有用的训练。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详尽地注释其他一些古希腊语著作，不仅仅对学者和哲学家极有益处，对普通平民也有益处。我是否该展望一下为那个更重要的领域奉献一生？
学年结束时，我仍未做出决定。暑假期间，我在芝加哥大学继续学习希腊语。我只参加了一门课程，保罗·肖雷（Paul Shorey，1857-1934，美国古典学家）的“品达研究”。功课繁重，同时还能向另一位古典学学者请教。有幸受教于吉尔德斯利夫和肖雷这两位老师，哪怕只是很短时间，也倍感荣幸。
暑假结束后，我终于转向了一直以来深切渴求的领域。如果一个人把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用于古典著作上，而那些著作的每一行、每个字对人类都是至关重要，甚至连荷马和柏拉图的重要性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那会是多么有价值的事情！
（三）神学：普林斯顿神学院
所以1902年（21岁）秋，我进入普林斯顿神学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在这期间，新上任的神学院院长弗朗西斯·巴顿（Francis Landey Patton，1843-1932）给了我巨大的鼓舞。他是我父亲巴尔的摩老家的常客滨尾京介。我那时候就非常钦佩他，后来真是全心全意爱他。他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帮助我胜过疑惑，克服艰难。从未有一个历经信仰的怀疑和挣扎的人能像我一样拥有如此雄辩睿智的良友。
我到普林斯顿后，一开始就对新约系主任威廉·阿姆斯特朗（William P. Armstrong南韩血战记，1874-1944）印象颇深，后来他成为我最亲密的伙伴。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了将现代科学方法用于古典著作研究。阿姆斯特朗则把同样的方法用于新约研究。他的课堂上，略微知道些现代文献学方法和历史研究法的学生都能发现，他是一位顶尖的现代大学学者。
对过去和现在的我来说，重要的是，把这种现代批评（注：critic，criticism在西方学术语境中本意为中立而非贬义的“评论”，与汉语“批判”“批评”之意相差甚远，以往翻译西方神学史和哲学史多有“高等批判”“文本批判”等概念，后来也有人译为鉴别、评论、考订等，本文翻译采用中立的“批评”这个概念）研究法用于新约，他会得到更可靠的新约文本，并且不会破坏新约的权威。
阿姆斯特朗最强有力的一点是，他把文本批评和历史问题的细节知识与对根本原则的理解相结合。他广泛阅读哲学著作，从中发现新约批评诸流派与现代哲学诸流派之间的联系。不过，他特别强调新约超自然主义的立场、一神论观点与基督教信仰的整个世界观之间的关联。我认为这种精细的学院派风格与对重要原则的理解二者相结合，是老普林斯顿神学院的特质（原注：阿姆斯特朗博士在最近普林斯顿改组后留下来了，但他本质上仍坚守老普林斯顿传统，从那以后像他这样的学者已无可能成为普林斯顿神学院教员）。普林斯顿在这方面显然不同于其他保守派神学，在这里系统神学是整个课程的核心。我个人一直很重视新约神学，毕生钻研，借此助攻系统神学。新约研究确实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但它的最终目的还是帮助建立整本圣经所启示的系统教义。
普林斯顿的首席系统神学教授是华腓德（Benjamin Breckinridge Warfield，1851-1921）。他个人对系统神学系与圣经研究诸系之间的有序联合产生了很大影响。华腓德作为新约学者而闻名。在文本批评领域，他是最早意识到威斯科特和霍特（Westcott and Hort）所做的工作具有划时代影响的人之一，而他本人也通过独立的研究为之增色不少。他对新约解经的贡献在不列颠和北美深受赞誉。他来普林斯顿后，转向了系统神学，给这个领域奠定了广阔的解经和文本批评的基础，系统神学家们也并未因此而处处受阻碍。华腓德是最伟大的教义史权威之一，可以确定地说，他有一颗百科全书般的大脑。
我在普林斯顿上学时很崇拜华腓德，所有人都是。但我还不能完全认识到他作为一名学者、一位思想家的伟大之处。我那时候还天真地想着，一套简明的护教学就可以满足教会的需要，我们或许需要回到基于圣经的基督教，放弃改革宗或有或无的那种刻板传统。后来通过研究和默想，我发现，我毕竟还是年少无知，而华腓德完全正确。我越来越清楚地明白，始终如一的基督教是最容易捍卫的基督教，而在改革宗信仰中正好能发现这种始终如一的基督教——唯一、绝对、基于圣经的基督教。
总之，在普林斯顿上学时，我只需要认真思考我的不成熟，最终确信，在神学的各个领域，神学生远未达到他们自认为完全合格的程度。我坚信，一个教育机构的课程应当清晰、果断，虽然不免有遗憾。如果由学生、校友或赞助人来支配课程，那还不如关门大吉的好。
没有足够篇幅让我一一谈论老普林斯顿的每一位教员。我从每一位教员身上都学到了独特、颇有价值的内容。我也从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亚历山大·奥蒙德（Alexandre T. Ormond，1847-1915，美国哲学家）的现代哲学史课程受益良多。拉尔夫·佩里（Ralph Barton Perry，1876-1957）为何说奥蒙德“沉闷、傲慢、不知所云”对我而言完全是个谜（原注：Ralph Barton Perry, in ContemporaryAmerican Philosophy, 1930, ii,p. 187.）。除非这样来解释，这位作者把奥蒙德在普林斯顿的哲学研究当作了哲学的“产前”经历。事实上，我还真难构想出比奥蒙德的讲课更加清晰而且富有启发性的课堂是什么样子。
（四）德国：在马尔堡、哥廷根学习神学
1905年（24岁）春，我从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然后去了德国，夏天也在那里度过。在德国，我实际上与保守派神学断了联系，听到的差不多都是代表主流的自然主义神学（naturalistic theology）观点。
1905-1906年冬季学期，我在马尔堡（Marburg）学习。既然我已下定决心要成为新约教师，我选的课绝大多数都是新约课程。不过我也去听了赫尔曼（Johann Wilhelm Herrmann，1846-1922，德国神学家）的系统神学讲座，我至今以此特权为极大的快乐。当我考察这个时代的重要潮流时，我觉得了解最顶尖的代表人物很重要，而非最差的那些。赫尔曼当然是黎秋主义（Ritschlianism，又译立敕尔主义，得名于德国神学家Albrecht Benjamin Ritschl，1822-1889）最顶尖的大师。你仅仅通过读他的著作是不可能完全了解他的百万傀儡兵。只有通过与他直接接触，才能发现他那种极具感染力的执着和深厚的宗教热诚。我坐在教室里，感觉他就像是整个世界的中心，如同一股奔腾的洪流呼啸而过，且不论善恶，潜入整个人类的心灵。
这股洪流已经遍布全世界。当然，黎秋主义正在衰退，但是它的流行表述仍被那些并不知晓其源头的人经常引用，在美国的讲台上仍常能听见。但是，在那些真正有影响力的圈子里，用黎秋主义来解决我们信仰难题的方法已经过了全盛时期。当我坐在赫尔曼的课堂上时，我对于那种解决方法的吸引力并非麻木不仁，如今我也并非毫无知觉。如果我们可以避免争论有位格的神（a personal God）存在与否，如果我们可以把所有这类问题都降到形而上学的范畴，同时基督徒不需要做任何实际事情，那会是多么开心的事情！如果我们能让自己置身于细致的历史研究成果之外，在耶稣道德生活的福音地图中发现，我们全部所需不过是神的规条，这可以给我们省掉多少大麻烦！这种思想并不合理，至少有两个原因。
首先，我们想要竭力守护的信仰体验与护教辩论并非不相关联。赫尔曼对“自由耶稣”（the Liberal Jesus）的表述无限崇敬，——由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1851-1930，德国神学家）在《基督教是什么？》（What is Christianity?，1901）一书中提出，并在后来很多学术著作和大众读物中反复陈述，——我们决不应当对此说法视若无睹。激进派分子拒绝其历史性，而“一贯末世论者”（Consistent Eschatologists）从其基本要素指出它在根本上的矛盾之处。此外，该表述本身就错了。黎秋主义者认为耶稣的道德生活（他们的耶稣，经由他们对福音采取独特的自然主义批评所重构的耶稣）能唤起人类的无限崇敬，而且能为全体人类带来神的法则。但是，哎，这离事实太过遥远。自由派或黎秋主义的耶稣在其弥赛亚意识与其自身存在的本质之间有道德上的矛盾。这样的人造耶稣实际上不足以成为一个完美的道德楷模，没说过任何有价值的话，来赢得人们原本由创造天地的主所独享的情感和崇敬。
黎秋主义在护教难题上给出失败方法的原因之二是，他想要努力守护的信仰体验类型完全不是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体验。赫尔曼是一个很虔诚的人，和他接触的人都对此深信不疑。但是，他个人是一名高尚的信徒能够保证他所推崇的信仰就是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吗？这一点值得怀疑。如果赫尔曼是一名基督徒，那也是因为排除掉他所教导的独特内容之后，他是基督徒。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之一是罪的观念，对赫尔曼和他所有的学术研究而言，这完全是深不可测的奥秘。一个认同罪的教义的人永远不会满足于黎秋主义的耶稣，而是寻求那位真正耶稣的面，他用宝血救赎了我们，并且永远活着，在神的宝座前为我们代求。
在新约领域，我在马尔堡时至少听过四个人的讲座。第一位应该是阿道夫·尤里希（Adolf Jülicher，1857-1938），那时正值巅峰时期。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他课上的头一个小时。每想到到那一个小时所产生的震撼，那些细枝末节的事情也浮现心头。比如，我记得，论及对加拉太书的注释，他说赖福特（Joseph Lightfoot，1828-1889，英国福音派神学家）的注释书是“精心研究的大师之作”（ein Meisterstrückgelehrter Arbeit）。在这样一所学术观点完全相反的地方，能听到我们所崇敬的赖特福受如此称赞，颇有归乡之感。
总之，从那时至今，我发现真正有才能的现代派神学家并不会对在某些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北美保守派学者心怀蔑视。这让我们这些相信圣经真理的信徒颇受安慰。另一方面，很多虔诚的信徒对这场伟大辩论的对手却投以由衷的蔑视，这一点都不能安慰我。我个人对一切“高等批判”向来都是表示强烈谴责。于我而言，这场圣战中的真正辩论，更深地取决于我们对信仰真理的认识。而在辩论中贬低对手，这绝非我们该有的侍奉态度。
我的马尔堡的时候，魏斯（JohannesWeiss，1863-1914，德国神学家）似乎有点被尤里希的光芒所遮盖。他生性活跃，为人友好，常邀请我去他家，在各个方面都待我如同友人。他也是一位表述清晰、颇受欢迎的演说家。不过之前我把他当作一位明星，而不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后来，我发现这种印象完全错误。他的黎秋主义，尤其是他对哥林多前书所作的异乎寻常、丰富博学的注释，让我改变了先前对这位最有才华的新约学者之一的幼稚偏见，并且为这种偏见悔恨不已。
后来成为维也纳新教教师的鲁道夫·克诺夫（Rudolf Knopf，1874-1920）那时还在马尔堡教授“新约导论”。这是一门条理清晰、秩序井然的讲座课程，整个领域的概况都涵盖进去了。我把这门课与阿姆斯特朗在普林斯顿所教的主题相同的课程进行比较，然后高兴地发现，老普林斯顿把真正重要的问题用一种完全公允和全面的方式呈现在我面前。同样一门课程，最后的结论却迥异。不过，至少普林斯顿的老师从未对我隐瞒反对者的立场和他们辩论时所采用的证据。很多人批评老普林斯顿用公允、学术探讨的方式对待相反的观点，而不用激进的教条主义的方式，但是无论是谁，他要么是十足的偏执狂，要么是对他夸夸其谈的领域完全无知。
在马尔堡，我还听了沃尔特·鲍尔（Walter Bauer，1877-1960，德国神学家）的约翰福音讲座，那时他还只是一名年轻的编外讲师（Privatdozent，缩写PD），如今却是继舒勒（Emil Schürer，1844-1910，也译为秀勒尔）和哈纳克之后著名的《神学文学杂志》（Theologische Literaturzeitung）的主编。他的课在阴郁的冬天清晨8点钟，有四名学生：两个德国人，一个英国人，还有我。两个德国学生经常缺席，还记得有一次连那个英国学生也没来，结果这门课就成了我的专场（德式课堂标准学院派风格）。另一次，我不得不痛悔，我的全勤记录作古。那次是因为，我加入了一场匆忙组织的深夜散步（Nachtbummel），跟着一群同学参加探险队，穿越周围乡村，从午夜一直持续到早上七点。
在德国，有一桩事让我吃惊，就是德国学生睡眠很少，却能完成繁重的学业。秘诀就是，德国学生早在快乐的大学时光开始之前，便已经在预科学校（Gymnasium，德国和某些欧洲国家的大学预科或高中学校）学习相关课程了。我们绝大多数美国学生是不可能这样子的。就连学生二十五岁以前习得的稀少认识，现在也正在被摧毁。这部分要归咎于毫无人性的标准化生产，标准越来越低而非越来越高；还因为我们伟大的美利坚教育传统的肆虐，这种传统认为完全空白的头脑也可以进行思考。美国学校那些扎实的课程几乎被铲除殆尽，理性堕落，令人悲伤，这也就不是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了。
1906年夏季学期，我在哥廷根听了舒勒、布塞特（Wilhelm Bousset，1865-1920，也译为布瑟）、海特米勒（WilhelmHeitmüller，1869-1926）和系统神学系卡特恩布什（Ferdinand Kattenbusch，1851-1935）的课。人们说舒勒因为某些方面无聊透顶而远近闻名，但是我一点也没觉得无聊啊！他的思维精细、有系统，他的讲座很好地展现了这种风格，即便下课了也还是萦绕心怀，就像“犹太民族史”这样的课程，虽然不在课堂上了，头脑中却依然翻涌着知识的风暴。海特米勒则成就非凡，不过因为某些原因，他后期发表的作品并不如早期那么广泛。他过早去世，和魏斯、克诺夫和布塞特一样（这四位神学家分别逝世于57岁、51岁、46岁和55岁）。布塞特的讲座精彩绝伦，考察他已出版作品便一目了然。我发现，当他去掉一些锐利、尖刻的说话方式，用他大大的圆眼睛环顾四周，整个课堂的思维都会潜移默化地被他所感染。他的职务只是一名编外讲师，可他在神学界却是一位真正的领军人物。
布塞特1913年出了一本书《主基督》（Kyrios Christos），他的学问和才华大大提升了我对他的崇敬之情。自鲍尔以后，我似乎还没看到过具有如此原创性、综合性和宏伟构思的早期基督教历史著作。书中有些阐释是错的，——我对此十分确信，并在我后来的著作《保罗与基督教》（The Origin of Paul’sReligion，1921）中给出了一些修正，——不过就连这些错误也十分恢弘大气。它们至少提出了（尽管未解决）真正的核心问题。
把布塞特与诺登（EduardNorden，1868-1941，德国古典学家）和莱岑施泰因（Richard August Reitzenstein，1861-1931，德国古典学家）进行比较，你会发现德国少量的神学家与古典文献学家之间的区别。布瑟的《主基督》其清晰性当然无人能及。这是一本才华横溢的书，但是它所举的例子就像纪律整齐的军队方阵一样，就是要说服你。因此读者决不会对例子产生任何怀疑，无论其对错。
在现在的德国（三十年代），像布塞特和尤里希这种类型的神学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过时了。部分归结于巴特主义在圣经领域历史研究这一派的式微，部分归结于，——我冒昧揣测——，对早期基督教进行自然主义改造已经破产，这样的新约研究决不可能在整个国家的学术研究中取得二十五年前所占据的地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过，人们永远不会对那些新约圣经历史文献丧失兴趣。
（五）怀疑：信仰的争战
我在德国时，同学和教授们对我十分热情，这让我充满感激，尽管还是得说世界大战造成了巨大破坏。从很多方面来讲，1905-1906年是我度过的一段快乐时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一段挣扎的时光，灵魂受煎熬的时光。我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从小所认识、所深爱的基督教信仰早已成为一堆荒冢（zhǒng）。任何一个基督徒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都得严肃地面对一些问题。
然而，并不是德国首先把怀疑带进我的灵魂。去德国学习之前，我就已经面对怀疑很久了。显然，让心灵坚持一些头脑所拒绝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基督教所有的好处永远不可能引导我们成为基督徒，除非基督教信仰是真实的。但是，它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这确实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如果这时候我讲一讲我在长久痛苦的经历中有什么收获，这些问题带给我怎样的人生体验，或许正好与这篇短文的目的相契合。
一个收获是弗朗西斯·巴顿在他的讲座或讲道中提到的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我上大学时听到过。就是在他的著作中也找不到这个内容。在没有精确的参考资料的前提下，我也无法记得所有细节，姑且用我自己的话讲一下这个故事。他把面临信仰困境的人比作站在码头考察的人，他要看哪些船可以带他跨越海洋。他不得不走，唯一的问题是他该坐哪一艘船。码头停着两艘船，他被告知其中一艘是新造的，精良考究，有一位靠谱的船长，而且被劳埃德保险公司评为A1级。他喜不自胜，不过出于谨慎的习惯，他还要看看另一艘船。那艘船老旧腐烂，有一个酒鬼船长，即将锒铛入狱。他会选择前一艘船吗？他说：“不，即便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那艘船精美优良，我还是对它不放心，我必须选择另一艘！”
巴顿说，如果我们拒绝按最合理的可能性来选择信仰，这就是我们会有的举动。对于生和死，我们没有选择。我们没有选择，却可以毅然驶向远方。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们选择哪一艘船。这艘船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它的安全性远超过其他船。基督教就是这样一艘船，生死之道建基于圣经的超自然启示。我们仅仅因为证据尚未达到百分百毋庸置疑的准确性，就抛弃这艘船，去乘坐另外一艘破烂船吗？或者，仅就我们所得到的最佳证据，我们敢不敢遵行基督的命令，冒信仰的风险，勇往直前？
巴顿以前在讲台上和在私底下引用过的Bishop Blougram（罗伯特·勃朗宁1855年长诗）对我也助益良多。勃朗宁笔下的主教所经历的信仰困惑，一直让我颇受安慰。问题不仅仅是我们是否在信仰里安息，而是我们是否在必然与信仰相生相伴的怀疑里安息。有时我们经历一段段灵性低谷期，以前看起来充满荣耀的奇妙福音现在看起来就像一个毫无意义的无稽神话。一大波对立意见在我们的心灵中滋长，那个看不见的世界在远方的昏暗里变得模糊不清，这时，我们会认为自己已经失去了一切盼望。这时正是我们来面对这种情形的时刻，不妨想象，以前与我们如此亲近的美好事物，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放弃。哎呀，当我们如此行，生命对我们而言似乎成了毫无盼望的虚空。这样很好，无需认真思考一个没有基督的世界。但是，一旦当发现我们正身处这样一个世界，我们就会真切地认识到，在我们内心最深处，在我们意念最深处，原来我们根本从未放弃我们的救主。
还有一句话是我母亲说过的。在黑暗的岁月中，光明暗淡，我觉得我已经失去了信仰，我的灵魂只剩下一片废墟，我母亲对我说：“基督抓住我们，比我们抓住他更紧。”
用世俗的言语来表达，这至少意味着，我们不应该相信自身的情绪。很多人因为暂时丧失天国的盼望而陷入绝望，他们穿越生命中的死荫幽谷，以为这种经历是永久的，反而抛弃了有充分根据的信念，这信念构成了我们生命的真正根基。信仰经常被怀疑改变，但是一个人不应该因为黑暗时刻的降临而抛弃他状态良好时候的信念。
不过母亲的话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它意味着，因信称义，并不代表我们每时每刻都能对基督有理想化的完美信心，所以我们蒙拯救。我们蒙拯救是因为藉着信心一次性地与基督联合，我们就永远属于他了。加尔文主义确实是安慰人心的学说。若没有它的安慰，我想我早已在巨大的绝望城堡里灭亡了。
（六）教学：普林斯顿神学院新约系
1906年我离开德国，作为新约系的一名讲师加入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教学队伍。除了1918年1月到1919年3月前往法国和比利时待了一阵，从1906年开始，直到1929年神学院重组，我都在此任职，先是讲师，后来是新约文学和解经学助理教授。
这段时期的第一部分悍王驯懒妃，作为神学院的教员，我心情十分愉快。弗朗西斯·巴顿是神学院院长，在他的主持下，学院最好的传统得到了传承。华腓德是系统神学教授（或曰“教导与护教神学教授”，大家那时候往往如此称呼系统神学教授）。他是个多么不可思议的人啊！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广阔。即便是他的多卷本选集，也不足以描述他研究的视野之广。就算是你向他请教那些偏僻的主题，你也会发现，他对那个领域的“文献”可以说是信手拈来，给予你所需要的指引。他时不时极其慷慨地送年轻人一句鼓励的话。老普林斯顿传统就是这样的氛围，一个人能感受到鼓舞进而发挥最大的能力。
我做得最好的方面也不是太好，不过至少我会尽全力去做。我还记得我大四那年刚开始，那时的闪米特文献学老师麦克米兰（Kerr Duncan Macmillan）给我的一条建议，他后来离开普林斯顿神学院去威尔斯学院（Wells College）任院长，投身于全新的领域。我向他请教一直在我脑海里盘绕的问题，关于大四这一年我是应该花时间进行课外阅读，还是争取研究生奖学金。他建议我做后者。他告诉我，我可以在一生的任何时间进行课外阅读，但是进行精细学术研究的机会仅此一次。真是绝妙的建议。很多人可能从碎片化的人生中被拯救出来，如果他接受并且按照这样的建议去做。我如此行了，以我最大的能力，写了一篇论文《新约圣经所记录耶稣之诞生》（The New Testament Account of the Birth ofJesus，1905），我一直很感激给我建议的那个人。
我在普林斯顿的教学任务颇为繁重，我并不感到后悔。一些进深课程让我时刻保持活力，我还要教授初级希腊语。对于后者，我从未感到是苦差事，这跟其他人有些不一样。我有一些与大家的普遍观念不一样的想法。教学十五年以后，我把它们编辑进我的一本教材《新约希腊语入门》（New Testament Greek for Beginners，1923）里了。白纬玲对我而言，语言老师或者入门教材作者，永远不应该炫耀自己的文献学学识，——我自己因为没有多少文献学学识可供炫耀从而避免了这种诱惑——而是要残酷无情地牺牲其他一切来保证语言文字阅读能力。文法讨论也很有趣而且很重要，不过要放在后面些。讨论一种人们不能阅读的语言的详细历史，这不是学习，经常容易沦为卖弄学问。如果我们都能遵守这条不卖弄学识的原则，即便无法阻止整个时代对古典修养失落的悲观情绪，我们至少有可能暂缓这种悲观情绪。
1921年，我有幸参与弗吉尼亚协和神学院举办的“詹姆斯·斯普朗特讲座”（the James Sprunt Lectures）。1921年出版的书《保罗与基督教》就是这场大规模讲座的集结，讲座的主题是“基督教信仰的诞生”。毋庸置疑，人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基督教”的教会——作为无形教会主要组成部分的基督教——主要发现于保罗书信，严肃的历史学家，无论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都不否认他的天才。保罗认为他的信仰立基于与他同时代的一个人，不久前羞辱死去的拿撒勒人耶稣。如果保罗在这一点上错了，那么保罗的信仰还可靠吗？我尝试回顾各种各样的现代流行理论，来回答上面的问题。如此，我努力证明所有自然主义理论假设的不足，并且提供理由来证明，与自然主义理论正好相反，保罗关于基督教信仰诞生的观点是正确的。大体上，我证明了以下两点：第一，自由派和黎秋主义历史学家坚持认为保罗拥有并且珍视关于真实耶稣的知识，这在反对威列得（William Wrede，1859-1906，德国神学家）和其他激进派神学观点方面是正确的。但是，第二，激进派坚持认为保罗整个信仰的前提是耶稣不仅仅是一位公义的教师，还是一位超自然的救赎主，来到世上为要施行拯救，这在反对自由派的观点方面是正确的。我证明，这位超自然的救赎主，保罗书信的前提，福音书所启示的耶稣，才是曾经行走于这个世界的真正的耶稣，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形成正确的观点。
在我的著作《基督教与新神学》（Christianity and Liberalism，1923，中文版又译为《基督教真伪辨》）里，我试图证明，当前教会的事务不是同一种宗教内两种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而是两种本质上不同的思想和生命形式。不同的派别会有交叉，但是现代派和超自然主义，或者说，非教义信仰（超自然主义）和历史基督教（现代派），这两种思想根源于不同的土壤。我特别想要说明，基督教不是游离于教义之外的“生活”，也不是让教义跟着生活不断变化的某种表述形式，而是正好相反，基督教是建立在教义之上的生活。
1925年的《信仰是什么？》（What Is Faith?）一书里，我试图反对现代派教会的反智主义，——对信仰与知识之间的错误区分——阐述新约关于“信仰是什么”的教导。这种尝试必然也包括了对信仰（信心）本身的探讨，所以这本小书也概要地处理一些重要的基督教教义。
1930年的《基督无孕而生》（The Virgin Birth of Christ），包含了我有幸在哥伦比亚神学院托马斯·史密斯讲座（the Thomas Smyth Lectures）所做讲座内容的扩展，我尝试以某种更加广泛的方式阐述正如标题所示的主题。我也不敢确定这是不是一本好书，但是没人能否认这本书的重要性。
目前，我为《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Today）月刊从事一系列注释研究，它是美国长老会（PCUSA）中福音派教会的刊物爱恨无垠，致力于改革宗信仰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捍卫。我想不出还有比从事这项事业更大的特权。在当今教会出版物中，这份期刊在很多方面独树一帜。它一点都不艰深，既适用于平信徒也适用于神职人员，同时试图避免一般教会出版物的肤浅，在厉害的主编克雷格（Samuel G. Craig）主持、格里菲斯（H. McAllister Griffiths）的支持下，把期刊定位为热爱思想并且认为知识与敬虔并行不悖的男男女女。
（七）费城：老普林斯顿的延续
除了两小段插曲，这27年，先是学生后是老师，我与普林斯顿神学院紧紧地绑在一起，见证了老普林斯顿与现今主宰长老会的新势力之间的斗争。最后还目睹了后者的胜利，就是1929年神学院的重组。
老普林斯顿神学院或许好，或许坏，意见不一，但是至少它与众不同，也有可称道之处。作为英语世界真正有水准和彻底的加尔文主义的排头兵、大本营，举世皆知。它的反对者，如果是学者的话，对其也充满敬意。
老普林斯顿先是坚持，后来屈从于时代潮流。对董事会的大部分人，以及想要保持旧传统的大多数教员来说，它并没有屈服于自身的自由意志，迎合时代潮流。但是董事会在1929年被长老会大会（GeneralAssembly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撤掉了，改换为另一个董事会（有自由派神学家加入的董事会）。这样就能保证普林斯顿神学院未来可以适应时代潮流而改革。
我这种观点遭到很多对此负有责任之人的强烈反对，但是其他观察者会持有什么样的观点，观点能否被接受，这就超出我的理解范围之外了。
普林斯顿重组发生时，有人觉得老普林斯顿优秀的学术传统不应该从这世上消失。显然在新的、毫无同情心的董事会管理之下，坚守老普林斯顿继传统的人显然难以为继了，但是可以在其他地方延续起来。
1929年在费城新成立的威斯敏斯特神学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主要由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平信徒自发进行，“不懈努力，保持老普林斯顿传统及方针之不朽，此传统之存在，先于1929年董事会之重组，旨在捍卫改革宗信仰之丰硕学识与战斗精神和珅墓。”
新的神学院强烈反对整个时代十分明显的理性上的衰退。它把自己当作打火石，对抗懒散的想法，比如，为将来侍奉而预备的学术训练并不需要懂得圣经原文这样的想法。它反对捷径和简单的最小阻力线（lines of least resistance，意为“捷径”）。它倡导严谨认真地学习，学生和教员们一样坚持这种态度。特别是，它相信基督教信仰不是在黑暗而是在光明中才能枝繁叶茂。
我全身心投入这所神学院，致力于它所代表的传统。我相信这个目的并非复古，而是真正的前进。与这群充满希望的教职员们结成友谊，我倍感欢欣。严格说来，与他们相处，我是教师，他们是学者，但是实际上，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远多过我所付出的。他们勇敢地坚持原则，他们有强烈的意愿为基督的缘故而牺牲，古旧福音是历久弥新且永活长存之物，这都是我从他们那里学到的。教会真正的希望就在这些人当中。同时，当我在祷告和工作中与他们交流，我再次感受到，在一个充满敌对的世界里，基督教团契是多么大的一个祝福。
我们被认为是神学上的“保守主义者”（conservatives），这是大大的误解。人们把我们当作顽固不化的保守主义者，只是拼命地抓着一些老旧的教条，仅仅因为它们很古老而且与新的真理格格不入。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热烈欢迎新的发现，我们在教会所追求的不仅是现存传统的延续，更是新能量的爆发。在与威斯敏斯特学生们的交往中，我对这种新能量充满盼望，也倍受鼓舞。对我而言，我们有一种令人激动的氛围。如果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会成为神所使用的人，按着神的恩典，为了实现人的救赎，把讲道从悲伤的泥淖中提升出来，直面它曾经失落的地方，再次让讲道变得有力量，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
（八）结语：老普林斯顿与威斯敏斯特基本信念
我与威斯敏斯特和《今日基督教》杂志共享一些根本的信念，——与老普林斯顿古老而鲜活传统的代表们一样。我坚信，第一，基督教信仰建立在圣经启示之上，按照改革宗信仰的规范，是正确的；第二，基督教信仰，如前所述，需要并且能够在学术上进行护教。
上述两个信念让我不喜欢“基要派”（Fundamentalism，在中性意义上这个词与conservatives含义相似，但这个词常用于贬义语境，中文译为“原教旨主义”）这个词。有人问我是基要派还是现代派时，我回答：都不是。我不想模棱两可。对询问者所问的问题，我的立场很确定。但是我不用“基要派”这个词形容自己。确实，我和那些以“基要派”自称的人有着很密切的关联。但是，对我来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拥有相当长久并且尊贵历史的基督教信仰成了一种“派”，而且还要用这么一个奇怪的新名字来称呼。
上面提到的第二个信念，——基督教信仰需要并且能够在学术上进行护教——并不意味着基督徒都是由辩论所构成。基督徒是由圣灵所做的重生工作而产生的。
但是不能因为辩论不是核心要素，就说它是不必要的。很早以前，真正的基督教就以完全合理的姿态面世。确实，有时候人们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不停地为基督教辩护，更应该简单地向前传播基督教。但是这种没有护教的基督教传播，他们所传播的基督教一定不是真正的基督教。真正的基督教不是神秘主义的事物，而是实实在在建立在一个真理之上。
这个真理的表达必然包括了与对立观点之间的论战。有时候人们告诉我们他们厌倦了教会里的争论。他们说：“让我们停止这无聊的辩论，然后询问神，来一场复兴。”关于复兴有一件事很清楚——未能唤起辩论的复兴肯定是冒牌的复兴。自从我们的主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以来，这一点就十分清晰。一个对福音真正火热的人从来不会想着要反对辩论，而是说出神让他说出的真理，不用考虑人的赞同与否。
然而，在所有的辩论中，自由这个原则应该得到尊重。我是老派人士（old-fashioned），坚信圣经是真理，但是，我在对自由的热爱上也同样老派。我反对任何形式对自由的攻击。我反对苏维埃，我也反对墨索里尼，出于同样理由，我也反对这个国家迅速膨胀的官僚主义。我反对国家设立教育部。我反对公立学校垄断教育。我反对把人类当作一个齿轮来对待，像对待福特汽车零件那样。
出于同样的理由，远的不说，我反对教会联合，这是教会合一最致命的敌人。我全力反对在一个专横的委员会和董事会治下用一个垄断性的新教教会组织代替整个新教世界的白日梦。我反对在我的教会和其他教会日益增长的对自由讨论的压制。我反对秘密教会法庭和司法委员会。所有的教会事务，我相信公开的契约应公开地执行（open covenants openly arrived at）。我全力反对之前长老会大会的举动，在教会的改革措施上竭力阻止人们公开表达意见。
我相信自由，所以我相信纯自治组织的权利。我相信比如长老会教会这样的纯自治组织。如果一个人不相信圣经是真理，他对圣经的解释也不是改革宗立场，我反对使用任何强制力让他变成长老会立场。如果他更接受某些长老会以外的立场，他有完全的自由成为其他宗派的牧师。但是如果他选择成为长老会牧师，我认为他应该诚实，并且毫不含糊地同意遵循长老会授予神职的誓言，长老会为此而存在。没有这种诚实，对那些全心坚信誓言内容的人来说，就不可能有基督教团契掌御九天。真正的基督教团契不是一群不认同思想和生命整个方向的人组成的强制性组织，而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我对当今教会的状况表示忧虑。我认为那些叫喊着“没有和平的时候，呼唤‘和平，和平’”的人对神的福音构成了最大的威胁。我对那些说类似“我所属的长老会‘基础稳健’”这种话的人鲜有赞同。对我而言，关于长老会我有两个想法，第一，它并非基础稳健，而是基础危险，第二，圣灵会帮助他稳健下来。而且我们应该谦卑地祈求圣灵如此行。没有什么比肤浅的乐观主义更能杀死一个祷告。长老会和其他教会那些一贯构成教会余民的人，而不是那些躲在反智主义巢穴中寻求庇护的，也不是那些谴责辩论的人，应该跪下来祷告，祈求神把无形教会从流浪状态带回她真正的主那里。
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能在这灰暗的岁月中依然保持信心和喜乐。这不信的世代并非教会历史上的头一次。历史上有相同的时代，甚至有更黑暗的时代，神都带领他的百姓安然度过。即便在我们的时代，也有远远超过七千人从未向这个时代的神屈膝。不过我们的信心并非依赖于这个时代的状况，而是在神伟大宝贵的应许里。把神之道的荣耀与这个机械时代的懦弱和赤贫相比，把神之子的自由与这个时代人类陷入的越来越深的奴役相比，我认为我们会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无论世界如何抵挡，我们没有理由以基督的福音为耻。
注：本文来自Vergilius Ferm主编的《当代美国神学》（Contemporary American Theology，New York：RoundTable Press, 1932-1933，pp.245-274），作者梅钦在文中讲述了个人的家庭背景、成长历程、求学生涯以及神学观点，可以看作是自传性质的文章。梅钦的写作风格，无论是讲章还是学术著作，都以简洁、清晰著称，其中有一小部分此前有一位弟兄以“梅钦对父亲的回忆”为题翻译为中文，下面呈现的是本文的完整版。
（本文收录在《梅钦文集》里，如果需要纸质版，请微信联系：271087029）
基督教是什么？
“基督教是什么？”这个问题近年来已经成为大众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它已在报纸头版和通俗杂志上占据一席之地。对很多人而言，这种问题居然能崭露头角似乎确实太过惊奇。他们认为基督教会是一个致力于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组织，我们为何要问“基督教是什么”这种问题，造成不合，引发尴尬，妨碍基督教为人民服务的功效呢？不过对这样的人，我们实在难以苟同。毕竟，为人民服务仅仅意味着做些事情，而问一下教会正在做的事情是好是坏，似乎也很重要。单问教会是否正在平稳前进是不够的，必须要问教会是否在正确的方向上平稳前进。
教会历史上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往往是灵性复兴的先导。确实，忧虑总会有的，比如在宗教改革时期，但没有忧虑，便是死亡。当“辩论”无力、人们拒绝穿透表象去探求教会在这世上到底意味着什么时，教会的情形就变得悲凉。因此，我们无需害怕这个基本的问题：基督教到底是什么。
我们如何获得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方法十分简单。如果我们要了解基督教是什么，我们当然必须看一看实际存在于世上的基督教。说基督教是这样是那样，与说基督教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或一个完美的宗教，无论什么名字，应该是这样是那样，有很大不同。基督教是一种历史现象，就像宾州、美国、普鲁士王国或者罗马帝国，必须通过历史方法进行研究。它会变成好事还是坏事，这是另外的问题，但如果我们要了解基督教是什么，我们必须考察实际存在至今的基督教。
毫无疑问，仅仅使用历史方法，我们难以窥见全貌，仅仅从外部观察，我们也难以得知真相。想要知晓全部，我们自己必须是基督徒，我们必须在个人的内在生命中经历基督教信仰。不过基督教信仰从来就不是什么晦涩的神秘宗教，它一向毫无隐晦，它的内容对朋友、对敌人都是一视同仁。
但是我们要怎么考察它呢？它已经存在十九个世纪了，有上千种不同形式，我们怎么可能达成共识，以便囊括合乎我们定义的和排除不合乎定义的呢？基督教漫长的历史中，我们该截取哪些来考察基督教到底是什么？答案也非常明确。如果我们要定义一场伟大的运动是什么，我们需要回到运动的起点。考察基督教就是如此。我们此时并非主张基督教运动的开创者有权为后来的人立定法规。此事还需进一步探讨。但是我们此时主张基督教运动的开创者，无论他们是谁，确实有权柄对那些在各时代选择成为“基督徒”的人立定法规。我们想来也可能更改他们的定规，但如果我们更改了定规，我们就得换一个称谓。依然使用旧称谓来称呼新事物会对人造成误导。这是常识。因此，如果我们要了解基督教到底是什么，我们必须考察基督教的开端。
如今，基督教的开端已经成为一个确切的历史现象，甚至在基督徒历史学家和非基督徒历史学家中也有某种程度的共识。基督教是一场伟大的运动，诞生于拿撒勒人耶稣死后不久。如果有人说它诞生于此前耶稣在加利利首次召集他的门徒们，我们无需与之辩论，确实，我们甚至可以说基督教的开端可以往上追溯更远，到旧约时代，当神救赎的应许首次赐下之时。但是如果基督教先于耶稣之死而存在，那也只是以预备的形式存在。所以至少世俗的历史学家以其表面和外在的立场如此认定此事实。显然，耶稣死后，很快在耶稣的门徒中有一个新奇的开端，那个时候被当作是伟大世界运动的发轫，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基督教。
那么刚刚开始的基督教是什么样的呢？或许我们可以用更多的智慧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用头脑中时尚的现代答案来处理，就要问一下这答案是否正确于金源。根据时尚的现代答案，基督教是一种生活而非教义，是生活或经历并且教义仅仅是它象征性的知识表述，所以生活不停息，教义则必须随时代而改变。
当然，这个答案包含了可能想象的深不可测的怀疑论，因为如果我们所说的关于神、基督或永生的一切仅仅对这代人有价值，如果将来的世代中与之对立的事物却与它具有同样的价值，那么我们正在谈论的价值在此时、彼时就都不正确。现今有用的事物在将来的世代可能无用刘原龙，但是现今是真理的事物在遥远的将来仍旧是真理。因此，教义必须随着人们的信仰经历或信仰生活而不停地改变表述，这简直就是完全放弃对真理的寻求。
最初的基督教是否是与教义相区别的某种生活呢？此时我们希望清晰地来说明。最初的基督教当然是一种生活，这一点毫无疑义。最早的基督徒在生活上非常不同于仅仅对基督教表示关注之人的生活，任何不遵行这个特别的基督教生活形式的人都将被严厉地驱逐出教会。让我们对此保持十足清醒。
但是这种类型的基督徒生活是怎么产生的呢？这是整个问题的关键。有一件事对历史学家来说是清晰的，这种形式的生活不仅仅因劝告或人际交往的魔力而产生。还有一件事情对历史学家来说也是清晰的，最早的基督教传教士并没有环游地球去宣告：“我们和一位非常有魅力的人生活在一起，他叫耶稣，与他的接触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好找你们听我们说，别问任何莫名其妙的问题，别去解决耶稣之死的含义，别问他是否从死里复活，只管让自己顺从与那个伟大人物的接触。”这也许是很多现代人所期待的早期传教士会说出口的话，但对历史学家来说，他们显然没有说过这种话。
他们说过的话被概括为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几句话，即便是最挑剔的历史学家也承认这封书信出自保罗之手。保罗只传讲他从耶路撒冷教会最早的使徒们所“领受”的信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林前15:3-4）从这里我们可以略微得知早期基督教传教士都说些什么。
但是我们刚才引用的话语说的什么呢？难道不是陈述事实吗？“基督死了，被埋葬了，又复活了”这是在陈述所发生的事件，这不是道德劝诫，而是事实陈述，如同新闻报道。
事实上，所陈述的事实不仅仅是事实，而是包含事实含义的事实。“基督死了”是一件事实，但是仅仅知道事实对人并无作用。一个叫耶稣的犹太人在公元一世纪死在十字架上，仅仅知道这个事实，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益处。早期耶路撒冷教会不是用枯燥的方式传讲这一事实，原始信息不只是基督死了，而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这就不只是在说基督死了，而是他为何会死，他的死带来了什么，所以不仅是事实，也是事实本身的含义。
但是当你说“包含事实含义的事实”时，你就是在陈述“教义”了。这样，我们的问题就有了答案。我们发现最初的基督教并不是区别于教义的生活，或者把教义作为不断变化的知识表达而已。而是正好相反，它是建立在教义根基上的生活。
若果真如此，若基督教信仰建基于历史事实之上，那么基督教必定有某些绝对不能更改的信息。事实这东西有一个优点——不会改变。如果一件事情确实发生了，时间无论如何流逝也不会把它变成没发生过的事情。如果耶稣的身体的确在第一个复活节的清晨从坟墓中出来了，那么任何科学上的进步都丝毫不能改变这个事实。科学上的进步也许可以很信服地说明所谓的事实并非事实，也可以很信服地说明早期基督徒说基督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是错的，但是，说这个事实陈述在公元一世纪是正确的，因为科学的进步，这个事实陈述不再正确，这是完全荒谬的。基督教信仰直接建立在陈述事实的信息基础上，如果这条信息有误，那么建立在其上的信仰也自然土崩瓦解了。但如果信息是正确的，基督教会就必须忠实地传递第一个复活节清晨所传递的信息。
就我们而言，我们采纳后者。把我们仅仅当作“保守主义者”是不对的，把我们当作绝望地抓住某些古旧的东西仅仅因为其古旧而对一切新事物充满敌意的人，这也是不对的。事实上，我们不只指望这古旧的信息传承不息，也寻求新力量的爆发。圣灵会在神的时间再次开启人的眼目，当他们清楚看见时，他们会确信基督教信息为真。我们渴望那一天的到来。既然人们时常不信或者遗忘基督教信息，人类便渐渐陷入捆绑中。尽管物质上的进步极其突出，也掩盖不了人类大范围丧失自由的事实。当福音再次为人所知，人类也将重获生命与自由。
我的上帝观念
（一）回归理性，认识上帝
如果我的上帝观念确实是属于我的；或者说，如果这观念是从我本人的内在意识演化出来的，那么我不能将之归功于自己，当然也无法归功于别人。如果上帝仅仅是某种人生经验的折射，而神学仅仅是心理学的分支，那么我个人会对它毫无兴致。我唯独关心那位客观存在的上帝，他独立于人而自存。
不过，如果真有这样一个真实、独立存在的实在（Being），我们似乎不可能了解到关于他的任何知识，——除非他主动启示（reveal）他自己。能在启示以外找到的神圣存在，要么是人类本性某个方面的投射——敬畏感、忠诚或类似品性——要么是某种客观存在，像实验室的样品一样可置于人类观测之下的纯被动事物。不管是哪种情况，把这样的存在命名为“上帝”会显得荒谬。
那么，一位实际存在的上帝，如果他不只是被动的存在，他是一位活着的上帝，我们就只能通过他自己的启示来认识他。这个启示似乎也不大可能只临到我一个人。因此，我拒绝现今十分流行的信仰中的主观化倾向——认为信仰只是个人的“历险”。相反，我热切地寻求上帝赐给他人，同时也赐给我的启示，这些启示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并非来自对人类各种意识状态的分析，而是显然来自外界。我在基督信仰中寻求这样的启示李依芮 。
因此，我在此努力总结的上帝观念完全是基督教的立场。我确实可以把它据为己有，我全心全意地爱它。但是，如果那是从我灵魂深处生发出来的观念，我就不应该爱它。相反，我之所以爱它，是因为它拥有外在的权威，就是上帝本身的权威。
毫无疑问，这时候会有反对意见。我们谈到了关于上帝的知识，但是实际上，人们常说，上帝的知识对于我们认识上帝来说是多余的，它充其量也只能占次要地位，因为每个个体独特、必然变动不居的内在经历是难以言喻的。在宗教领域，现代人对知识的贬低十分普遍，比以往任何时代都严重。它成为施莱尔马赫的神秘主义及其后继者观念的基础，它也是主张拒绝“形而上学”的黎秋主义（Ritschlian，又译为立敕尔主义）的基础，它也是以损害正常心里范畴（mental categories）表达为代价的追求“持久宗教体验”的大众狂欢的基础。总之，它从根本上造成了信仰与神学、经历与教义、信心与知识的完全割裂，正是现今信仰教导中的标志性特征。
我个人反对这种潮流，并且果断坚持理性（intellect）的优先性。理性还需要一个像我这样与上帝的关系不算亲密的人来捍卫么？这似乎很奇怪，但是我们时代的理性（reason）已经被实用主义这个篡夺者从皇后尊位拉下来，被流放于深山野林，我们不能谴责任何一位聚集在她麾下保卫她的谦卑人。事实上，当今甚嚣尘上的反智主义正导致理性和道德的滑坡。我本人认为，我们只能通过重申区别于实践的真理来阻止这种衰落，特别要从反智的神秘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泥淖掉头，回到上帝的知识中。
当然，只有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建立在对他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指望道德水准有所改善。单纯的感觉不是道德，比如，我喜欢一个朋友，如此高贵的事情，是因为我对这位朋友品性的认识。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也是如此：信仰只有建立在认识真理的基础上才是道德的、个人的。
（二）三种类别的启示
为了与上帝之间有道德的、个人的关系，就必须拥有关于上帝的知识。那么，需要多少这样的知识呢？我没有新的方法：我能发现的认识上帝的方法只有透过大自然、良心和圣经。
我认为，上帝首先通过他所创造的世界来启示他自己。“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上帝通过大自然的启示通常被称为（或者说过去常常被称为）“自然启示”（natural religion，又译为自然宗教、普遍启示）。自然启示并未停止。思维周密的现代科学家承认，最为睿智之人的智慧都是无声的，这一点充满了奥秘。真正的科学家终究都要站在一张从未被掀起的幕布面前，奥秘让所有的骄傲都相形见绌。但是自然启示比科学家所能设想的更丰富，事实上，它呈现给我们的不只是一片空白的奥秘，而是全能的上帝。启示以不同的方式向不同的人开启。比如，当我1925年1月24日在纽黑文观看到日全食，我对一神论深信不疑。这样的现象让我们意识到宇宙奇妙的运转法则，我们应该每天保持这样的惊奇。在这样的时刻，唯物主义似乎都变得可怜巴巴并且荒诞不经。我不是天文学家，但我确信一件事：日食神奇的阴影渐渐消失后，世界再次沐浴在阳光普照下，我知道如此庞大的太阳是为我们每个人而造，而且是永生的上帝为我们每个人而造，而非我们为太阳而生。
其次，上帝透过我们内心的声音启示他自己。我很清楚这个声音并非时时都能听见。良心在邪恶的日子里已经堕落：它沉溺在晦涩的心理学术语中，而包罗万象的法令规条则毫无必要地为它增添了大量累赘。
人们常常认为罪咎与报应的观念过时了，判断真理和谬误的标准已经由科学社会学所取代。但我个人对这种改变不甚感冒。对我而言，自利（self-interest）不过是道德律的薄弱替代品。它的脆弱，在令人担忧的道德滑坡中越发明显，且不论官僚机构对人们生活细致无遗的监管，还有科学对个体行为和人类社会现象的研究。我认为，实用主义的脆弱泥土堤坝难以阻挡咆哮的情绪深海，人们依然要从上帝律法的实心砌体中寻求帮助。
第三，上帝透过圣经被启示出来。圣经并不是通过我们上面所提及的任何方法来启示上帝。圣经告诉我们有关上帝的事情，这些事情我们在大自然和良心中甚至连一点轻微的暗示都找不到。我们接下来就要谈论这些事情。
但是首先应该注意到，除了一些全新的信息，圣经也证实已有的自然启示。这种证实当然是必要的，因为上帝透过大自然和良心的启示已变得模糊不清。把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创世记第一章第一节和耶稣的教导，与最高超的哲学所提供的薄弱、犹豫不定的一神论相比，再把良心无助的声音与诗篇第五十一章或登山宝训相比，人们会发现，在圣经中，遮挡视线的幕布已经被移除。事实就在那里，用于理解它们的人类理性天赋也在那里，不过理性之光模糊不清，直到人们在圣经中看见他们以前见过的事物。
这样，我认为通过这三种方式，我们可以得到有关上帝的真实、客观的知识。当然，这种知识并不会让与我们的神秘心灵相契合得惊奇之心消失。它反倒会成百上千倍地加强这种惊奇之心。上帝的知识中，不会有任何东西掩藏奥托（Rudolf Otto，1869-1937，德国神学家、宗教学家）所界定的宗教“神圣”品质，而是用知识来唤醒它们。上帝把遮盖自身的幕布轻轻地放在一旁，授予我们特权一窥其貌，不过这种特权也再次提醒我们未知世界依然无限广阔。如果一个人对上帝的认识消灭了他面对永恒时的惊奇之心，那么他依然不认识他本该认识的。
（三）透过特殊启示认识上帝
然而不完全的认识不一定为假，对于上帝我们可以确知某些事情。
这些事情的核心也是如今常被否定的一些事物，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来自于上帝令人敬畏的超然性，来自于上帝与世界之间神圣之幕。那些热衷于所谓上帝“无所不在”（注：immanence严望佳，是泛神论意义上的无所不在，相信上帝即一切，一切皆上帝，与omnipresence含义有别）的现代人曲解真理，完全否认这一点。他们说，我们与历史神学所说的那位遥远的上帝毫无关联，相反，我们要崇拜的是一位身处这世界并且与世界同在的上帝，他的生活适应我们每个人生活的节奏。换言之，为了让上帝与人更亲近，泛神论替代了一神论。
但是真的能达到预期目的吗？我个人认为不会。泛神论不仅不能让上帝与我们更近，反倒会把他推得更远。在物理上，我们是感觉更近了，但在精神上，更遥远了。它把上帝设想为某种盲目的生命力，却不把他当作人们可以去爱的位格性存在（a Person，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可参考以前发布的“最喜欢的五个神学词汇”）。摧毁了上帝的自由人格，我们与他的沟通便消失殆尽了。我们不能爱一个“我们是他一部分”的上帝。
因此，我个人坚持上帝形而上的属性——他的无限、全能和造物主身份。韦尔斯（H. G.Wells，1866-1946）的有限上帝对我而言不过是现代神话的古怪产物，那不是上帝，而是一个神仙。面对所有这种想象，我不得不谦卑而决然地转向那无限者可怕而巨大的奥秘，正如奥古斯丁所说：“你造我们是为了你自己，我们的心若不安息在你的怀中，便不得安宁。”
对上帝形而上的属性的献身在现今时代不受欢迎。很多人告诉我们不应该再关心这个世界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或者当我们穿过死亡的黑暗大门时将要面对怎样的命运。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崇拜一位善良而非全能的上帝，这是马基弗博士（Dr. McGiffert）和很多人所说的“道德一神论”（ethical theism），这样一来，耶稣好像也错得离谱了，他毫无疑义地强调天堂与地狱及上帝主权的教义。好像我们现代人可以找到一个更加高超、公正无私的崇拜——比耶稣还高超——向善表示尊敬，放弃“全能”这件粗俗的服饰。
一开始听起来还挺高尚的，但思虑过后，它的荣耀瞬间化为尘土，把我们扔在绝望之中。没有权柄的善，是什么意思？“善”本身难道是一个抽象概念吗？如果它不属于一个人，那么它岂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吗？一个人的特定意图中不也包含了他行动的权柄吗？脱离了权柄的善就不再是善了。事实上，这里过多的抽象概念摧毁了原本打算走保守路线的人士，他们把上帝变成没有权柄只有善的上帝，最后结果是上帝和善都被毁掉了。
（四）圣经的独特启示，基督教信仰的独特之处
面对这些抽象概念，人心再次渴望永生神圣上帝，透过大自然、良心的恐怖声音和圣经所启示的上帝。但是，当人转向这样一位上帝时，没有安慰，只有绝望，人类与上帝之间为深渊所隔绝。对基督徒来说，世界自鸣得意，确实非常奇怪，乌迪尔天赋因为我们信仰的根本可以在罪的意识中发现。
根据这个前设，接下来就有了圣经所含的真正非比寻常的启示。它不是启示已经为真的事情，而是对一个行动的解释。基督教信仰不仅有永恒真理为基础，还有一千九百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的事件为基础；它不仅基于对上帝是谁的认知，还基于对上帝行动的记录。基督徒坚信，一位神圣的救赎主按上帝的时间进入我们罪恶的世界。
他道成肉身，巨大的奇迹相伴而来，是出于谦卑和爱的自愿行动。他在世的日子，宣讲上帝的话语，遵行上帝的律法。他以全新和令人震惊的方式宣讲律法，这些信息只会增添我们的绝望。但是，他宣讲律法，也宣讲福音，他宣告上帝对罪的神圣审判，也献上他自己作为救主。凭着信心接受这牺牲，不仅身体的疾病被治愈，我们在上帝面前也得到宽宥（yòu）。
这种信心是毫无保留的，人并不完全明白他怎么能够救赎我，就相信了耶稣。他在世上时，就用清晰的教导指明了他来到世上所要成就的救赎事工。最后，在十字架上，事工成了。神圣的救主，主，因他爱我们的大爱，背负了我们一切的罪孽，洗净我们过往一切的黑暗，使我们与上帝和好。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的言语多么贫乏无力！或许我能让人明白我们在想什么，我却无力让他们与我们感同身受。神圣公义的上帝，沉重的罪咎和污秽的罪恶，上帝藉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赐下奇妙的恩典，藉着基督，我们得以进入上帝的至圣所，藉着圣灵，我们重生，藉着住在基督徒心内的圣灵，我们与复活升天的主相交，这些就是我们得享安息的确信。
如果这些信念有误，他们必定早就被丢弃了。只要我们认定其为真，我们就必须表现出与之一致的行为，与之相悖是不道德的。现在的教会联合中正出现一些极其不道德的现象。反对我们这些自称为福音派基督徒的正确方式是以诚实和开放的心态反驳我们的核心观点，关于上帝，关于罪，关于救赎，而不是要求我们持守这些信念却做与之相反的事情。只要我们所做与所思一致，出于对弟兄的爱，我们就不会允许他们，就我们的见证而言，对我们视之为无根据、毁灭性的乐观主义带来的冷酷感到满意。我们必须努力宣讲上帝的律法和他爱的福音，把他们带进信仰的温暖和喜乐中。
对神的信心
你不可能在完全不了解一个人的情况下对他产生信心（faith）。根据希伯来书的经典论述，有一节经文直指根源：“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孜孜寻求他的人。”（来11:6）宗教（religion）完全建立在教义（doctrine）基础上，来到神面前的人不仅必须相信（believe in）一个人，而且必须相信（believe）某事为真。在此，信心（faith）被宣布为必须包含对某种观点的接受（acceptance）。根据希伯来书，除非你在观念中接受关于一个人的事实（facts），否则你不可能对一个人产生信心。
对一个人的信心（confidence）不只是在理性上同意关于此人的一系列命题（intellectual assent to a series of propositions aboutthe person），当然它总是包含这些命题，但是当命题被否定时就无能为力了。如果一个人认同那人身上并不值得信任（trust）的方面，或者不认同那人身上值得信任的方面，那么要相信（trust）他则是不可能的。认同某些命题并非信心（faith）的全部，却是信心必不可少的要素。所以，认同关于神的某些事实并非完全信神，却是信神必不可少的部分。特别是基督教信仰，尽管不只是认同某个信条（creed），而没有对信条的认同，信心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人心里认定神不存在或者不值得信任，那么他就没法相信（trust）这位神。
根据新约，与神的交流或对神的信心倚赖于神存在这条教义，但也同时倚赖于这条教义以外的其他教义。希伯来书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孜孜寻求他的人。”这节经文的后半部分，我们看到关于神的位格（personality）的伟大真理，这一点有明确的表达。我们还知道圣经别处所称的“活着的”神（the "living" God）。神不仅存在，而且是一个能够自由行动的位格（Person，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神学词汇，可参考“最喜欢的五个神学词汇”第二部分）。本章第三节经文更清晰地表达了同样的真理。作者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藉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清楚表达了万物都不值得我们去渴求，创造是从无到有，而且我们必须用信心接受这条教义。整本圣经第一句话也表达了同样的含义：“起初神创造天地。”（创1:1）这个预设确实从头至尾贯穿圣经。
根据圣经，我们能知道一些关于神的事情，没有这些事情，就不会有信心（faith）。圣经明确地教导，神已经赐给人理性的功用，使人得以明白真理，甚至关于神的真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限的被造物能通过我们自身的探索而找到神，而是意味着神把我们创造成可以接受神所选择给我们的信息的存在。我无法只用内在知觉就写出一份关于中国的报告来，但是我能从实际去过中国的旅行者那里了解到关于它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理性在告诉我们有关神的事情上终究是不足的，除非神启示（reveal，这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神学词汇，可参考“最喜欢的五个神学词汇”第一部分）他自己。但我们能够（或者说可能，因为我们被罪所污染）接收启示。神乐意给我们的有关他自己的知识是我们信心（confidence）的基础，圣经所启示的神是我们可以明智地去信（trust）的那一位。
我们怎样才能得到对信心而言如此必要的知识？我们怎样才能了解他？我们透过圣经了解神。它透过描述神爱的行动，在历史的进程中拯救罪人，显明神。从创世记到启示录，从伊甸园到各各他长毛鱼，作为与以色列立约的神，作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全都透过圣经多样的的叙述来显明神慈爱计划的成就。我们看见他多方面的位格。他有愤怒，也有慈爱，却始终是同一个位格。我们可以怀着敬畏之心说，我们从圣经知晓神的品格（the character of God）。这里我们可以用与朋友的关系做类比。我们如何了解另一个人？当然没法立刻了解，而是需要长时间观察他的言行举止。他出现在我们处于危险时，我们就知道他很勇敢；我们带着困惑去找他，就知道他很睿智；我们碰到麻烦向他求助，他表示怜悯。渐渐地，时光流逝，经历日积月累，我们会爱他并且尊敬他。我们从圣经中得到有关神的知识也大概如此。在圣经中，我们看见行动的神，看见他在烈怒中灭绝索多玛，看见他带领以色列民如同牧放群羊，看见他为了世上罪人而献出他的独生爱子。通过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渐渐认识他。
根据新约，在世界历史中的一个特定时间，透过发生在可见世界的一个事件，即主耶稣死于十字架并且复活的事件，救赎之工完成。因此，基督自然就代表了信心的客体。至于我们与耶稣的关系，我们把我们所拥有的最宝贵的事物献给他，就是我们不灭的灵魂。这是无比信任的举动，唯有诉诸事实才合乎情理。
我们诉诸的事实是耶稣的仁慈和他的权柄。我们或许坚信他的仁慈，却不向他托付我们灵魂的永久注视。也许他想帮助我们，却有心无力。我们也许正身处船长儿子的动人故事中，当风暴袭来，船员惊恐万分，这孩子却明白他的父亲在船上，所以他安然入睡了。也许这故事把孩子的信心放错了地方，但是，我们说这错位不是因为船长不够可靠和善良，而是因为再优秀的人也无力对风和海发号施令，只能卑躬屈膝。我们对耶稣的信心也一样错位了吗？如果耶稣只是一个可怜、软弱的狂热分子，仅仅被人当作是一位犹太教师，那么我们的信心就是错位了。然而，如果他是神之道的位格存在（the Person presented in the Word of God），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相信耶稣所阐述的伦理原则可以解决社会问题，和相信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甘愿来到世上拯救我们，从死里复活，并且保守那些把生命献给他的人，这完全是两回事。比如，一个人可以崇拜华盛顿将军，并且接受他的生活原则，但是他没法相信（trust）他，原因很简单，他一百多年之前就已经去世了。他的战士们可以相信（trust）他，因为那时候他还活着。我们没法相信（trust）他，因为他已经死了。
但是从记录在新约中的耶稣的话语可以看到，耶稣所宣讲的福音再简单不过，其核心是关于他自己的，它远远不只是我们跟着耶稣这个榜样上路寻找神，而是说，耶稣本身就是这条道路。根据新约，我们的主表现出来的可不只是一位老师、一个好榜样、一个领袖的样子，他首先是救主（Savior）。他把自己作为罪人的代表献上，使他们得以进入神的国。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可10:45）他邀请人来，不只是要对神有信心，像他对神的信心一样。他邀请他们来信耶稣自己。他明确宣称自己是弥赛亚，不是从狭义的角度，而是将要驾云降临、审判世界的属天的人子。
根据一种很广泛的观念，耶稣是基督教信仰的创始人，因为他是第一个过基督徒生活的人，换言之，他是第一位基督徒。但是耶稣与基督教的关系比上面所说的更根深蒂固。他是基督教的创始人，并非因为他是第一位基督徒，而是因为他以他的救赎工作开启了基督教。基督教是关于去除罪的宗教。我们的麻烦是我们的生活跟耶稣相比一点都不相似。我们是罪人，这一点不一样，因此，我们成为基督徒，这一点也不一样。我们是罪人，因此我们感谢着领受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大爱，他怜悯我们，使我们与神和好，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而是因为他的赎罪之死。
那么，主耶稣来到这世界，首先不是要说某些话，或者成为某类人，而是要做某些事。他来不是要人们以他为榜样进入“宽广人生”，而是要透过他的死与复活，让那些在罪孽过犯中死去的人活过来。我们是基督徒可不是因为我们有和耶稣一样对神的信心，而是因为我们信耶稣。
不过，我们严重的怀疑仍然冲击着我们。它来自始终萦绕我们、挥之不去的人生虚无感和无底深渊的念头。无可否认，人类被囚禁在一颗小小的星球上，被四面八方的无穷浩渺所围绕，一天天苟延残喘地行走在一群毫无怜悯的队伍中。整个世界，他所感兴趣的事情就像是广袤沙漠中的一小片绿洲。无可否认，人是有限的被造物。从某种角度来看，他就像渐渐腐烂的野兽。
但这并非全部真相。人是有限的，然而他知道自己的有限，这个知识就把他带进与无限的关联中。他活在一个有限的世界，然而他知道这并非事情的全部。他身处时间的进程中，但是他情不自禁地想要探索起初之事。在他平凡的一生中，他的心中涌起神的观念，一种高深莫测的力量。人在他面前孤立无援，还有更多的忧伤，——因畏惧而忧伤。这样我们如何面对无限的权能呢？他在大自然的作为，有难以言喻的美丽，也有令人惊骇的刑罚。假如肉体的痛苦不是全部，假如还有罪咎感，假如良心的定罪只是审判的开端，假如与无限者的相遇只是面对无尽而可怕的圣洁，假如，最终，一切不可理解的神秘之事的源头都是一位公义的神，我们该当怎样行呢？
耶稣能帮助我们吗？如果他只是和你一样伟大，那他还是不够。把他的能力扩展至远超我们认知范围之外，这样与无限之间似乎还是有界限，我们仍然被恐惧所支配。能够解释这个世界的神秘力量会卷土重来，打垮我们，还有我们的救主。我们在所有人当中是最可悲的，我们曾经相信耶稣，他带着我们走了一段，却丢下了我们，我们和以前一样孤立无援，伫（zhù）立在永恒的边缘。我们毫无盼望，最后在难以理解的神秘面前毫无防御。除非我们的救主本身便是永生神。
神之道完全、丰富的安慰来到，腓立比书的奥秘话语“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腓2:6）；歌罗西书的神奇宇宙论，“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西1:15-17）；约翰福音庄严的开篇“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1:1）；耶稣自己宣称“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太11:27）。
人们把这些事情当作毫无根据的猜测，但事实上，它们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气息。它们是神学家的战场，教会向那些认为“基督很伟大然而并不是神”的人发出咒诅，这些咒诅是仁慈、公义的。那些不同观点决非微不足道，并不存在“近乎神”的东西。小于无限的事物皆无限小（The next thing less than the infinite is infinitely less）。如果基督只是无限的被造物中最伟大的，我们的灵魂依然不得安宁，我们依然要继续追寻。但是，我们的救主基督（他曾说“你的罪被赦免了”）就是神。如今对我们而言，再也没有可怕的神秘和畏惧。我们确实无法解释世界，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是未知，但对我们的救主来说，没有奥秘可言。他坐在宝座上，他居中央，他是万物的根基和解释者，他穿越遥远的边界，万有皆靠他而立。世界充满可怕、神秘的力量，日夜侵袭我们，让我们陷入不幸。但它们已无力伤害我们。“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搜标网？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 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罗8:35-39）
个人经历的叙述让人觉得有意思，可能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作者成就非凡；二是作者平凡无奇，却能有声有色地描绘出一大群人的共同经历。正是基于后者，接下来的小短文将在这一大卷书中占据一席之地。我估计，主编邀请我写作本文，是为了通过我自身满是瑕疵却因此颇具典范的经历向大家展示，相当多的人受到指引去抵抗当今时代的潮流，并且尽心尽意持守超自然代赎性信仰，也就是人们一直所说的基督教，到底是为何。
然而在着手这项任务时，我争取把我个人的独特经历和跟别人相同的经历区别开来，同时能够简明扼要地陈述对我个人独特经历的某些具体观察，期待无论在哪里的人，都可以通过例子明白一些比自身更重要的事情。即便我如此解释，对我而言，这似乎还是一件相当冒昧的事情。不过责任是编辑的，不是我的。
（一）家庭：父母的影响
我相信圣经真理，追随圣经所启示的代赎性信仰，如果你问我何以跟同时代的大多数人唱反调，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就在我巴尔的摩的故乡，我和我的哥哥小亚瑟（Arthur W. Machen, Jr.）、弟弟托马斯（Thomas Machen）一起长大的地方。我的父母都是基督徒，父亲去世于1915年，享年88岁；我的母亲去世于1931年，享年82岁。从他们那里，我学到了基督教是什么，以及它与某些现代版本的伪基督教的区别。我还学到了基督教信仰能够和开阔的生命视野以及对学问的追求携手并进。
我的父亲是一名律师，他是马里兰州最好的律师之一。但是他在律师职业上取得的成功并没有丝毫让他的兴趣变得狭隘。终其一生，他阅读了大量书籍，阅读对他来说从来都不是出于勉强。我觉得他读书从来不是出于责任，完全是因为他热爱读书。如果有人称他为“学究”的话，他可能会觉得很有意思。不过他的拉丁语、希腊语、英语和法国文学（更不必说他八十岁以后出于乐趣学习意大利语，这年龄在别人看来已经是人生暮年）会让我们这些专业学者汗颜。
由于他在文学方面的知识，他对其他领域的美也有一种敏锐的感知，我的两位兄弟也从他那里继承了这种鉴赏力。我父亲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他总是渴望与最好的事物打交道。次好的事物没法让他满意，因此，他书房里的那些英文经典著作都是精挑细选的版本。每想到这些，我就会对上一届国会差点通过的一项法律——纯洁版权法案（Vestal Copyright Bill）——感到惊慌，这个法案将会在我们许多最精巧、最优美的印刷和装订工艺周围垒起一座封闭的长城。
我父亲的特殊“爱好”是研究和搜集早期版本——特别是希腊语、拉丁语经典著作十五世纪的版本。有不少精美的老书是从他父亲在弗吉尼亚的老家传下来的，其余则是在他后半辈子自己积攒的。当然，他不高的收入让他无法负担得起大规模采购，但他总是努力到处去买一些早期著名出版商所出的优质版本。他对有缺陷的版本几乎没有兴趣，他购得的每一本书一定都是最好的。我觉得他对旧书的热爱不只是一种“爱好”，他完全是自发和无意识的。他喜爱旧书漂亮的装订，也喜欢里面的内容。他书架上的每一本书都能显示他的这种热爱。
他是一位深邃的基督徒，阅读广泛，而且诚挚地默想我们神圣信仰中真正重要的事情。他的信仰经历既非感情炽热型，也非敬虔主义型，而是像一条溪流，静水流深（a quiet stream whose waters ran deep）。对于一切美好的事物和神所创造的奇妙世界，他并没有采取那种“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态度，这种态度常常导致热心的基督徒所能奉献给神的不过是一个干瘪（biě）的人。而在父亲那里，真正的学术和真正的敬虔并行不悖（bèi）。每个礼拜天早晨与晚上，礼拜三晚上，他在教会侍奉；作为长老会教会的长老，他所有的侍奉都有一种类似的忠诚。那时候的长老会并未成为政治游说团体，推选长老也并非因为他们是“社区杰出人士”，而是因为他们的敬虔。我时常想念位于巴尔的摩富兰克林街那古老的长老会执行理事会（Presbyterian session）。
在当今冷酷无情、教会机械化的时代里，这些回忆令人精神愉悦。愿神保守这些回忆在某一天重新变成现实，古老的基督教美德得以复兴！
我的母亲对我影响更大。她和父亲一样，阅读极其广泛。她写的书《勃朗宁与圣经》（The Bible in Browning, London: Macmillan& Co., 1903）不过是她丰饶田地的边角遗穗（suì）。她最显著的理性特征也许是她的广泛品味。她对诗歌有一种深刻而挑剔的爱，对大自然的奇妙和美好也有同样的热爱。早在“科学概况”和“XX概论”出现之前，她就热衷于博物学，还学习天体运行的轨道。我小时候，她和我一起站在怀特山山脊上看长长的阴影沿着对面高地蔓延往上，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种真挚的愉悦。她热爱大自然的宏伟庄严，也热爱森林与田野的无限美妙可爱。我想，我是从她那儿学到了有时候逃离无情的机械化世界，还有，哎，同样无情的号称献身于基督的有名无实的教会，与山丘亲近，使灵魂苏醒。在母亲对自然、对诗歌的热爱中，不可避免地交织着另一种爱，是她对这一切美好与真理的创造者的深切崇敬。对她而言，神是一切，贯乎一切。她相信，通向上帝的唯一道路，就是圣经所启示的又新又活的道路。无论基督教拥有哪些特质，其核心都在于基督赎罪之死，一个人只有确立了这个前提，才可能了解我的母亲。我知道，如果一个人不确定基督教的核心就是基督的赎罪之死，那么他了解再多有关基督教的事情老朋友进行曲，他还是不可能了解我母亲。
我很小的时候，曾去佐治亚州梅肯县（Macon, Georgia）拜访外祖父，非常开心。那里是我母亲成长的地方。它的芬芳，它的宽敞和淳朴，都是典型的古旧风格。我相信，有许多像这样的美好事物已经渐渐远离人世，消失不见了。从我的父母，和我所观察到的他们时不时的社交活动，我瞥见一种比我们如今由钢筋混凝土所支配的生活更有尊严、更有朝气和拥有更宽广文化的生活。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景象。我确实不指望我能超过我父母所得到的教育宽度，也不指望超过我的兄长所接受的教育。相比于他们所接受的真实而自然的教育，我的个人努力好像完全微不足道。不过，我至少庆幸曾见过这种景象。至少它教会我，在我们这个机械化世界里，天地之间有不可思议之事。或许有一天教育真正复兴，攻克了我们时代的狭隘，伴随这种教育复兴而来的是基督福音的再发现，就像16世纪发生过的那样。
（二）教育：家庭教育和大学时代
在巴尔的摩，我去了一所很好的私立学校。它完全世俗化，不教导任何有关圣经和基督教信仰的事情。但是我无需在学校学习上述内容，我在家里从我母亲那里学习。那是最好的学校，我自己没有一丁点功劳。我敢说，我在十二年里学到了比现今很多神学院学生更好的圣经知识。小要理问答（The Shorter Catechism）是必修课。在我稚嫩的时候，我就能完美地背诵问和答。荣耀的神圣启示，整个概要都在我头脑和心中生根。当一个人与改革宗信仰的光荣传统意气相投，他便再也不会轻易满足于在持守不同信条的人之间仅仅寻求一些大家共同认可的、草率的现代派版本的“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他会努力站在教会历史的伟大浪潮正中央，这是从奥古斯丁和加尔文传承至今改革宗信仰规范的一股洪流。
母亲除了传授我圣经和基督教信仰的知识以外，她还帮助我面对怀疑。她自己经历过理性上的挣扎（intellectual struggle），年轻时便已开始勇敢面对人们对基督教真理的排斥，她能够帮助那些心存疑惑的人。我的信仰当然也难逃此劫。这方面，我不得不提我的哥哥小亚瑟·梅钦和我的堂兄勒罗伊·格雷沙姆（LeRoy Gresham），我十分钦佩这两位兄长。人必须完全独自面对信仰与怀疑之战，这是很糟糕的处境。绝大部分情况下，神透过年长和睿智之人的帮助和榜样带领人安然前行。
我17岁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01年（20岁）获得文学士学位（Bachelorof Arts）。那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打破常规，有一股初生牛犊的闯劲，对整个国家的文化涵养产生了深厚影响。第一任校长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1875-1901年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那时执掌学校，早期著名教员雷姆森（Ira Remsen，1846-1927，美国化学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第二任校长）、罗兰（Henry Augustus Rowland，1848-1901，美国物理学家）和吉尔德斯利夫（Basil Lanneau Gildersleeve，1831-1924，美国古典学家）执掌教席。即便是本科生也能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这种热烈的学术氛围。对我而言，有一件终生难忘的事情，是1901年秋季我作为毕业生参加了吉尔德斯利夫本人主持的希腊语研讨会（Greek seminar），——或许更应该被叫做“希腊语研究院”（Greek seminary）。
吉尔德斯利夫可说是美国本土最著名的古典学家。你会在他身上发现一种罕见的融合，精确的文献学研究与广博的才华相交融。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他的研讨会上，与围着桌子的一小撮人共度的那几个小时。那群人中没有本科生和文学硕士学位候选人。他们都是打算以教授语言为毕生职业的人，他们的见地完全超过本科生。在吉尔德斯利夫、查尔斯·米勒（Charles William Emil Miller，1863-1934，古希腊语专家）和科比·史密斯（Kirby Flower Smith，1862-1918，拉丁语专家）讲授的拉丁语、希腊语课堂上认真学习的人以此为无上荣誉，这种氛围还真是前所未见。在这个学术小圈子里，吉尔德斯利夫挥洒自如。他蔑视体制权威，开始讲一段希腊文句法，紧接着信马由缰，大谈世界文学。他的继任者米勒整理了这位伟大教师的大部分作品，编纂了一部豪华的《吉尔德斯利夫精选集》（Selections from the Brief Mention of BasilLanneau Gildersleeve）。作为那门课的成员，我深感三生有幸。
我应该庆幸，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最辉煌的时代，我学到了严谨的科学思维，并对一切哗众取宠之言深表蔑视。不过，研究生第一年将近尾声，我冒出一个想法（那时或多或少有点含糊），那种科学思维或许可以应用在新领域，不同于我们以往一直关注的主题，说不定会更有优势。1901-1902年是“吉尔德斯利夫研究院”的“柏拉图学年”（the Plato year in the cycle）。除了更广泛的阅读之外，我们每个人还被指定对若干柏拉图对话进行研究，以供详细讨论。这是很有用的训练。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详尽地注释其他一些古希腊语著作，不仅仅对学者和哲学家极有益处，对普通平民也有益处。我是否该展望一下为那个更重要的领域奉献一生？
学年结束时，我仍未做出决定。暑假期间，我在芝加哥大学继续学习希腊语。我只参加了一门课程，保罗·肖雷（Paul Shorey，1857-1934，美国古典学家）的“品达研究”。功课繁重，同时还能向另一位古典学学者请教。有幸受教于吉尔德斯利夫和肖雷这两位老师，哪怕只是很短时间，也倍感荣幸。
暑假结束后，我终于转向了一直以来深切渴求的领域。如果一个人把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用于古典著作上，而那些著作的每一行、每个字对人类都是至关重要，甚至连荷马和柏拉图的重要性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那会是多么有价值的事情！
（三）神学：普林斯顿神学院
所以1902年（21岁）秋，我进入普林斯顿神学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在这期间，新上任的神学院院长弗朗西斯·巴顿（Francis Landey Patton，1843-1932）给了我巨大的鼓舞。他是我父亲巴尔的摩老家的常客滨尾京介。我那时候就非常钦佩他，后来真是全心全意爱他。他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帮助我胜过疑惑，克服艰难。从未有一个历经信仰的怀疑和挣扎的人能像我一样拥有如此雄辩睿智的良友。
我到普林斯顿后，一开始就对新约系主任威廉·阿姆斯特朗（William P. Armstrong南韩血战记，1874-1944）印象颇深，后来他成为我最亲密的伙伴。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了将现代科学方法用于古典著作研究。阿姆斯特朗则把同样的方法用于新约研究。他的课堂上，略微知道些现代文献学方法和历史研究法的学生都能发现，他是一位顶尖的现代大学学者。
对过去和现在的我来说，重要的是，把这种现代批评（注：critic，criticism在西方学术语境中本意为中立而非贬义的“评论”，与汉语“批判”“批评”之意相差甚远，以往翻译西方神学史和哲学史多有“高等批判”“文本批判”等概念，后来也有人译为鉴别、评论、考订等，本文翻译采用中立的“批评”这个概念）研究法用于新约，他会得到更可靠的新约文本，并且不会破坏新约的权威。
阿姆斯特朗最强有力的一点是，他把文本批评和历史问题的细节知识与对根本原则的理解相结合。他广泛阅读哲学著作，从中发现新约批评诸流派与现代哲学诸流派之间的联系。不过，他特别强调新约超自然主义的立场、一神论观点与基督教信仰的整个世界观之间的关联。我认为这种精细的学院派风格与对重要原则的理解二者相结合，是老普林斯顿神学院的特质（原注：阿姆斯特朗博士在最近普林斯顿改组后留下来了，但他本质上仍坚守老普林斯顿传统，从那以后像他这样的学者已无可能成为普林斯顿神学院教员）。普林斯顿在这方面显然不同于其他保守派神学，在这里系统神学是整个课程的核心。我个人一直很重视新约神学，毕生钻研，借此助攻系统神学。新约研究确实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但它的最终目的还是帮助建立整本圣经所启示的系统教义。
普林斯顿的首席系统神学教授是华腓德（Benjamin Breckinridge Warfield，1851-1921）。他个人对系统神学系与圣经研究诸系之间的有序联合产生了很大影响。华腓德作为新约学者而闻名。在文本批评领域，他是最早意识到威斯科特和霍特（Westcott and Hort）所做的工作具有划时代影响的人之一，而他本人也通过独立的研究为之增色不少。他对新约解经的贡献在不列颠和北美深受赞誉。他来普林斯顿后，转向了系统神学，给这个领域奠定了广阔的解经和文本批评的基础，系统神学家们也并未因此而处处受阻碍。华腓德是最伟大的教义史权威之一，可以确定地说，他有一颗百科全书般的大脑。
我在普林斯顿上学时很崇拜华腓德，所有人都是。但我还不能完全认识到他作为一名学者、一位思想家的伟大之处。我那时候还天真地想着，一套简明的护教学就可以满足教会的需要，我们或许需要回到基于圣经的基督教，放弃改革宗或有或无的那种刻板传统。后来通过研究和默想，我发现，我毕竟还是年少无知，而华腓德完全正确。我越来越清楚地明白，始终如一的基督教是最容易捍卫的基督教，而在改革宗信仰中正好能发现这种始终如一的基督教——唯一、绝对、基于圣经的基督教。
总之，在普林斯顿上学时，我只需要认真思考我的不成熟，最终确信，在神学的各个领域，神学生远未达到他们自认为完全合格的程度。我坚信，一个教育机构的课程应当清晰、果断，虽然不免有遗憾。如果由学生、校友或赞助人来支配课程，那还不如关门大吉的好。
没有足够篇幅让我一一谈论老普林斯顿的每一位教员。我从每一位教员身上都学到了独特、颇有价值的内容。我也从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亚历山大·奥蒙德（Alexandre T. Ormond，1847-1915，美国哲学家）的现代哲学史课程受益良多。拉尔夫·佩里（Ralph Barton Perry，1876-1957）为何说奥蒙德“沉闷、傲慢、不知所云”对我而言完全是个谜（原注：Ralph Barton Perry, in ContemporaryAmerican Philosophy, 1930, ii,p. 187.）。除非这样来解释，这位作者把奥蒙德在普林斯顿的哲学研究当作了哲学的“产前”经历。事实上，我还真难构想出比奥蒙德的讲课更加清晰而且富有启发性的课堂是什么样子。
（四）德国：在马尔堡、哥廷根学习神学
1905年（24岁）春，我从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然后去了德国，夏天也在那里度过。在德国，我实际上与保守派神学断了联系，听到的差不多都是代表主流的自然主义神学（naturalistic theology）观点。
1905-1906年冬季学期，我在马尔堡（Marburg）学习。既然我已下定决心要成为新约教师，我选的课绝大多数都是新约课程。不过我也去听了赫尔曼（Johann Wilhelm Herrmann，1846-1922，德国神学家）的系统神学讲座，我至今以此特权为极大的快乐。当我考察这个时代的重要潮流时，我觉得了解最顶尖的代表人物很重要，而非最差的那些。赫尔曼当然是黎秋主义（Ritschlianism，又译立敕尔主义，得名于德国神学家Albrecht Benjamin Ritschl，1822-1889）最顶尖的大师。你仅仅通过读他的著作是不可能完全了解他的百万傀儡兵。只有通过与他直接接触，才能发现他那种极具感染力的执着和深厚的宗教热诚。我坐在教室里，感觉他就像是整个世界的中心，如同一股奔腾的洪流呼啸而过，且不论善恶，潜入整个人类的心灵。
这股洪流已经遍布全世界。当然，黎秋主义正在衰退，但是它的流行表述仍被那些并不知晓其源头的人经常引用，在美国的讲台上仍常能听见。但是，在那些真正有影响力的圈子里，用黎秋主义来解决我们信仰难题的方法已经过了全盛时期。当我坐在赫尔曼的课堂上时，我对于那种解决方法的吸引力并非麻木不仁，如今我也并非毫无知觉。如果我们可以避免争论有位格的神（a personal God）存在与否，如果我们可以把所有这类问题都降到形而上学的范畴，同时基督徒不需要做任何实际事情，那会是多么开心的事情！如果我们能让自己置身于细致的历史研究成果之外，在耶稣道德生活的福音地图中发现，我们全部所需不过是神的规条，这可以给我们省掉多少大麻烦！这种思想并不合理，至少有两个原因。
首先，我们想要竭力守护的信仰体验与护教辩论并非不相关联。赫尔曼对“自由耶稣”（the Liberal Jesus）的表述无限崇敬，——由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1851-1930，德国神学家）在《基督教是什么？》（What is Christianity?，1901）一书中提出，并在后来很多学术著作和大众读物中反复陈述，——我们决不应当对此说法视若无睹。激进派分子拒绝其历史性，而“一贯末世论者”（Consistent Eschatologists）从其基本要素指出它在根本上的矛盾之处。此外，该表述本身就错了。黎秋主义者认为耶稣的道德生活（他们的耶稣，经由他们对福音采取独特的自然主义批评所重构的耶稣）能唤起人类的无限崇敬，而且能为全体人类带来神的法则。但是，哎，这离事实太过遥远。自由派或黎秋主义的耶稣在其弥赛亚意识与其自身存在的本质之间有道德上的矛盾。这样的人造耶稣实际上不足以成为一个完美的道德楷模，没说过任何有价值的话，来赢得人们原本由创造天地的主所独享的情感和崇敬。
黎秋主义在护教难题上给出失败方法的原因之二是，他想要努力守护的信仰体验类型完全不是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体验。赫尔曼是一个很虔诚的人，和他接触的人都对此深信不疑。但是，他个人是一名高尚的信徒能够保证他所推崇的信仰就是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吗？这一点值得怀疑。如果赫尔曼是一名基督徒，那也是因为排除掉他所教导的独特内容之后，他是基督徒。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之一是罪的观念，对赫尔曼和他所有的学术研究而言，这完全是深不可测的奥秘。一个认同罪的教义的人永远不会满足于黎秋主义的耶稣，而是寻求那位真正耶稣的面，他用宝血救赎了我们，并且永远活着，在神的宝座前为我们代求。
在新约领域，我在马尔堡时至少听过四个人的讲座。第一位应该是阿道夫·尤里希（Adolf Jülicher，1857-1938），那时正值巅峰时期。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他课上的头一个小时。每想到到那一个小时所产生的震撼，那些细枝末节的事情也浮现心头。比如，我记得，论及对加拉太书的注释，他说赖福特（Joseph Lightfoot，1828-1889，英国福音派神学家）的注释书是“精心研究的大师之作”（ein Meisterstrückgelehrter Arbeit）。在这样一所学术观点完全相反的地方，能听到我们所崇敬的赖特福受如此称赞，颇有归乡之感。
总之，从那时至今，我发现真正有才能的现代派神学家并不会对在某些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北美保守派学者心怀蔑视。这让我们这些相信圣经真理的信徒颇受安慰。另一方面，很多虔诚的信徒对这场伟大辩论的对手却投以由衷的蔑视，这一点都不能安慰我。我个人对一切“高等批判”向来都是表示强烈谴责。于我而言，这场圣战中的真正辩论，更深地取决于我们对信仰真理的认识。而在辩论中贬低对手，这绝非我们该有的侍奉态度。
我的马尔堡的时候，魏斯（JohannesWeiss，1863-1914，德国神学家）似乎有点被尤里希的光芒所遮盖。他生性活跃，为人友好，常邀请我去他家，在各个方面都待我如同友人。他也是一位表述清晰、颇受欢迎的演说家。不过之前我把他当作一位明星，而不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后来，我发现这种印象完全错误。他的黎秋主义，尤其是他对哥林多前书所作的异乎寻常、丰富博学的注释，让我改变了先前对这位最有才华的新约学者之一的幼稚偏见，并且为这种偏见悔恨不已。
后来成为维也纳新教教师的鲁道夫·克诺夫（Rudolf Knopf，1874-1920）那时还在马尔堡教授“新约导论”。这是一门条理清晰、秩序井然的讲座课程，整个领域的概况都涵盖进去了。我把这门课与阿姆斯特朗在普林斯顿所教的主题相同的课程进行比较，然后高兴地发现，老普林斯顿把真正重要的问题用一种完全公允和全面的方式呈现在我面前。同样一门课程，最后的结论却迥异。不过，至少普林斯顿的老师从未对我隐瞒反对者的立场和他们辩论时所采用的证据。很多人批评老普林斯顿用公允、学术探讨的方式对待相反的观点，而不用激进的教条主义的方式，但是无论是谁，他要么是十足的偏执狂，要么是对他夸夸其谈的领域完全无知。
在马尔堡，我还听了沃尔特·鲍尔（Walter Bauer，1877-1960，德国神学家）的约翰福音讲座，那时他还只是一名年轻的编外讲师（Privatdozent，缩写PD），如今却是继舒勒（Emil Schürer，1844-1910，也译为秀勒尔）和哈纳克之后著名的《神学文学杂志》（Theologische Literaturzeitung）的主编。他的课在阴郁的冬天清晨8点钟，有四名学生：两个德国人，一个英国人，还有我。两个德国学生经常缺席，还记得有一次连那个英国学生也没来，结果这门课就成了我的专场（德式课堂标准学院派风格）。另一次，我不得不痛悔，我的全勤记录作古。那次是因为，我加入了一场匆忙组织的深夜散步（Nachtbummel），跟着一群同学参加探险队，穿越周围乡村，从午夜一直持续到早上七点。
在德国，有一桩事让我吃惊，就是德国学生睡眠很少，却能完成繁重的学业。秘诀就是，德国学生早在快乐的大学时光开始之前，便已经在预科学校（Gymnasium，德国和某些欧洲国家的大学预科或高中学校）学习相关课程了。我们绝大多数美国学生是不可能这样子的。就连学生二十五岁以前习得的稀少认识，现在也正在被摧毁。这部分要归咎于毫无人性的标准化生产，标准越来越低而非越来越高；还因为我们伟大的美利坚教育传统的肆虐，这种传统认为完全空白的头脑也可以进行思考。美国学校那些扎实的课程几乎被铲除殆尽，理性堕落，令人悲伤，这也就不是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了。
1906年夏季学期，我在哥廷根听了舒勒、布塞特（Wilhelm Bousset，1865-1920，也译为布瑟）、海特米勒（WilhelmHeitmüller，1869-1926）和系统神学系卡特恩布什（Ferdinand Kattenbusch，1851-1935）的课。人们说舒勒因为某些方面无聊透顶而远近闻名，但是我一点也没觉得无聊啊！他的思维精细、有系统，他的讲座很好地展现了这种风格，即便下课了也还是萦绕心怀，就像“犹太民族史”这样的课程，虽然不在课堂上了，头脑中却依然翻涌着知识的风暴。海特米勒则成就非凡，不过因为某些原因，他后期发表的作品并不如早期那么广泛。他过早去世，和魏斯、克诺夫和布塞特一样（这四位神学家分别逝世于57岁、51岁、46岁和55岁）。布塞特的讲座精彩绝伦，考察他已出版作品便一目了然。我发现，当他去掉一些锐利、尖刻的说话方式，用他大大的圆眼睛环顾四周，整个课堂的思维都会潜移默化地被他所感染。他的职务只是一名编外讲师，可他在神学界却是一位真正的领军人物。
布塞特1913年出了一本书《主基督》（Kyrios Christos），他的学问和才华大大提升了我对他的崇敬之情。自鲍尔以后，我似乎还没看到过具有如此原创性、综合性和宏伟构思的早期基督教历史著作。书中有些阐释是错的，——我对此十分确信，并在我后来的著作《保罗与基督教》（The Origin of Paul’sReligion，1921）中给出了一些修正，——不过就连这些错误也十分恢弘大气。它们至少提出了（尽管未解决）真正的核心问题。
把布塞特与诺登（EduardNorden，1868-1941，德国古典学家）和莱岑施泰因（Richard August Reitzenstein，1861-1931，德国古典学家）进行比较，你会发现德国少量的神学家与古典文献学家之间的区别。布瑟的《主基督》其清晰性当然无人能及。这是一本才华横溢的书，但是它所举的例子就像纪律整齐的军队方阵一样，就是要说服你。因此读者决不会对例子产生任何怀疑，无论其对错。
在现在的德国（三十年代），像布塞特和尤里希这种类型的神学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过时了。部分归结于巴特主义在圣经领域历史研究这一派的式微，部分归结于，——我冒昧揣测——，对早期基督教进行自然主义改造已经破产，这样的新约研究决不可能在整个国家的学术研究中取得二十五年前所占据的地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过，人们永远不会对那些新约圣经历史文献丧失兴趣。
（五）怀疑：信仰的争战
我在德国时，同学和教授们对我十分热情，这让我充满感激，尽管还是得说世界大战造成了巨大破坏。从很多方面来讲，1905-1906年是我度过的一段快乐时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一段挣扎的时光，灵魂受煎熬的时光。我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从小所认识、所深爱的基督教信仰早已成为一堆荒冢（zhǒng）。任何一个基督徒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都得严肃地面对一些问题。
然而，并不是德国首先把怀疑带进我的灵魂。去德国学习之前，我就已经面对怀疑很久了。显然，让心灵坚持一些头脑所拒绝的东西是不可能的，基督教所有的好处永远不可能引导我们成为基督徒，除非基督教信仰是真实的。但是，它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这确实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如果这时候我讲一讲我在长久痛苦的经历中有什么收获，这些问题带给我怎样的人生体验，或许正好与这篇短文的目的相契合。
一个收获是弗朗西斯·巴顿在他的讲座或讲道中提到的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我上大学时听到过。就是在他的著作中也找不到这个内容。在没有精确的参考资料的前提下，我也无法记得所有细节，姑且用我自己的话讲一下这个故事。他把面临信仰困境的人比作站在码头考察的人，他要看哪些船可以带他跨越海洋。他不得不走，唯一的问题是他该坐哪一艘船。码头停着两艘船，他被告知其中一艘是新造的，精良考究，有一位靠谱的船长，而且被劳埃德保险公司评为A1级。他喜不自胜，不过出于谨慎的习惯，他还要看看另一艘船。那艘船老旧腐烂，有一个酒鬼船长，即将锒铛入狱。他会选择前一艘船吗？他说：“不，即便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那艘船精美优良，我还是对它不放心，我必须选择另一艘！”
巴顿说，如果我们拒绝按最合理的可能性来选择信仰，这就是我们会有的举动。对于生和死，我们没有选择。我们没有选择，却可以毅然驶向远方。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们选择哪一艘船。这艘船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它的安全性远超过其他船。基督教就是这样一艘船，生死之道建基于圣经的超自然启示。我们仅仅因为证据尚未达到百分百毋庸置疑的准确性，就抛弃这艘船，去乘坐另外一艘破烂船吗？或者，仅就我们所得到的最佳证据，我们敢不敢遵行基督的命令，冒信仰的风险，勇往直前？
巴顿以前在讲台上和在私底下引用过的Bishop Blougram（罗伯特·勃朗宁1855年长诗）对我也助益良多。勃朗宁笔下的主教所经历的信仰困惑，一直让我颇受安慰。问题不仅仅是我们是否在信仰里安息，而是我们是否在必然与信仰相生相伴的怀疑里安息。有时我们经历一段段灵性低谷期，以前看起来充满荣耀的奇妙福音现在看起来就像一个毫无意义的无稽神话。一大波对立意见在我们的心灵中滋长，那个看不见的世界在远方的昏暗里变得模糊不清，这时，我们会认为自己已经失去了一切盼望。这时正是我们来面对这种情形的时刻，不妨想象，以前与我们如此亲近的美好事物，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放弃。哎呀，当我们如此行，生命对我们而言似乎成了毫无盼望的虚空。这样很好，无需认真思考一个没有基督的世界。但是，一旦当发现我们正身处这样一个世界，我们就会真切地认识到，在我们内心最深处，在我们意念最深处，原来我们根本从未放弃我们的救主。
还有一句话是我母亲说过的。在黑暗的岁月中，光明暗淡，我觉得我已经失去了信仰，我的灵魂只剩下一片废墟，我母亲对我说：“基督抓住我们，比我们抓住他更紧。”
用世俗的言语来表达，这至少意味着，我们不应该相信自身的情绪。很多人因为暂时丧失天国的盼望而陷入绝望，他们穿越生命中的死荫幽谷，以为这种经历是永久的，反而抛弃了有充分根据的信念，这信念构成了我们生命的真正根基。信仰经常被怀疑改变，但是一个人不应该因为黑暗时刻的降临而抛弃他状态良好时候的信念。
不过母亲的话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它意味着，因信称义，并不代表我们每时每刻都能对基督有理想化的完美信心，所以我们蒙拯救。我们蒙拯救是因为藉着信心一次性地与基督联合，我们就永远属于他了。加尔文主义确实是安慰人心的学说。若没有它的安慰，我想我早已在巨大的绝望城堡里灭亡了。
（六）教学：普林斯顿神学院新约系
1906年我离开德国，作为新约系的一名讲师加入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教学队伍。除了1918年1月到1919年3月前往法国和比利时待了一阵，从1906年开始，直到1929年神学院重组，我都在此任职，先是讲师，后来是新约文学和解经学助理教授。
这段时期的第一部分悍王驯懒妃，作为神学院的教员，我心情十分愉快。弗朗西斯·巴顿是神学院院长，在他的主持下，学院最好的传统得到了传承。华腓德是系统神学教授（或曰“教导与护教神学教授”，大家那时候往往如此称呼系统神学教授）。他是个多么不可思议的人啊！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广阔。即便是他的多卷本选集，也不足以描述他研究的视野之广。就算是你向他请教那些偏僻的主题，你也会发现，他对那个领域的“文献”可以说是信手拈来，给予你所需要的指引。他时不时极其慷慨地送年轻人一句鼓励的话。老普林斯顿传统就是这样的氛围，一个人能感受到鼓舞进而发挥最大的能力。
我做得最好的方面也不是太好，不过至少我会尽全力去做。我还记得我大四那年刚开始，那时的闪米特文献学老师麦克米兰（Kerr Duncan Macmillan）给我的一条建议，他后来离开普林斯顿神学院去威尔斯学院（Wells College）任院长，投身于全新的领域。我向他请教一直在我脑海里盘绕的问题，关于大四这一年我是应该花时间进行课外阅读，还是争取研究生奖学金。他建议我做后者。他告诉我，我可以在一生的任何时间进行课外阅读，但是进行精细学术研究的机会仅此一次。真是绝妙的建议。很多人可能从碎片化的人生中被拯救出来，如果他接受并且按照这样的建议去做。我如此行了，以我最大的能力，写了一篇论文《新约圣经所记录耶稣之诞生》（The New Testament Account of the Birth ofJesus，1905），我一直很感激给我建议的那个人。
我在普林斯顿的教学任务颇为繁重，我并不感到后悔。一些进深课程让我时刻保持活力，我还要教授初级希腊语。对于后者，我从未感到是苦差事，这跟其他人有些不一样。我有一些与大家的普遍观念不一样的想法。教学十五年以后，我把它们编辑进我的一本教材《新约希腊语入门》（New Testament Greek for Beginners，1923）里了。白纬玲对我而言，语言老师或者入门教材作者，永远不应该炫耀自己的文献学学识，——我自己因为没有多少文献学学识可供炫耀从而避免了这种诱惑——而是要残酷无情地牺牲其他一切来保证语言文字阅读能力。文法讨论也很有趣而且很重要，不过要放在后面些。讨论一种人们不能阅读的语言的详细历史，这不是学习，经常容易沦为卖弄学问。如果我们都能遵守这条不卖弄学识的原则，即便无法阻止整个时代对古典修养失落的悲观情绪，我们至少有可能暂缓这种悲观情绪。
1921年，我有幸参与弗吉尼亚协和神学院举办的“詹姆斯·斯普朗特讲座”（the James Sprunt Lectures）。1921年出版的书《保罗与基督教》就是这场大规模讲座的集结，讲座的主题是“基督教信仰的诞生”。毋庸置疑，人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基督教”的教会——作为无形教会主要组成部分的基督教——主要发现于保罗书信，严肃的历史学家，无论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都不否认他的天才。保罗认为他的信仰立基于与他同时代的一个人，不久前羞辱死去的拿撒勒人耶稣。如果保罗在这一点上错了，那么保罗的信仰还可靠吗？我尝试回顾各种各样的现代流行理论，来回答上面的问题。如此，我努力证明所有自然主义理论假设的不足，并且提供理由来证明，与自然主义理论正好相反，保罗关于基督教信仰诞生的观点是正确的。大体上，我证明了以下两点：第一，自由派和黎秋主义历史学家坚持认为保罗拥有并且珍视关于真实耶稣的知识，这在反对威列得（William Wrede，1859-1906，德国神学家）和其他激进派神学观点方面是正确的。但是，第二，激进派坚持认为保罗整个信仰的前提是耶稣不仅仅是一位公义的教师，还是一位超自然的救赎主，来到世上为要施行拯救，这在反对自由派的观点方面是正确的。我证明，这位超自然的救赎主，保罗书信的前提，福音书所启示的耶稣，才是曾经行走于这个世界的真正的耶稣，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形成正确的观点。
在我的著作《基督教与新神学》（Christianity and Liberalism，1923，中文版又译为《基督教真伪辨》）里，我试图证明，当前教会的事务不是同一种宗教内两种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而是两种本质上不同的思想和生命形式。不同的派别会有交叉，但是现代派和超自然主义，或者说，非教义信仰（超自然主义）和历史基督教（现代派），这两种思想根源于不同的土壤。我特别想要说明，基督教不是游离于教义之外的“生活”，也不是让教义跟着生活不断变化的某种表述形式，而是正好相反，基督教是建立在教义之上的生活。
1925年的《信仰是什么？》（What Is Faith?）一书里，我试图反对现代派教会的反智主义，——对信仰与知识之间的错误区分——阐述新约关于“信仰是什么”的教导。这种尝试必然也包括了对信仰（信心）本身的探讨，所以这本小书也概要地处理一些重要的基督教教义。
1930年的《基督无孕而生》（The Virgin Birth of Christ），包含了我有幸在哥伦比亚神学院托马斯·史密斯讲座（the Thomas Smyth Lectures）所做讲座内容的扩展，我尝试以某种更加广泛的方式阐述正如标题所示的主题。我也不敢确定这是不是一本好书，但是没人能否认这本书的重要性。
目前，我为《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Today）月刊从事一系列注释研究，它是美国长老会（PCUSA）中福音派教会的刊物爱恨无垠，致力于改革宗信仰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捍卫。我想不出还有比从事这项事业更大的特权。在当今教会出版物中，这份期刊在很多方面独树一帜。它一点都不艰深，既适用于平信徒也适用于神职人员，同时试图避免一般教会出版物的肤浅，在厉害的主编克雷格（Samuel G. Craig）主持、格里菲斯（H. McAllister Griffiths）的支持下，把期刊定位为热爱思想并且认为知识与敬虔并行不悖的男男女女。
（七）费城：老普林斯顿的延续
除了两小段插曲，这27年，先是学生后是老师，我与普林斯顿神学院紧紧地绑在一起，见证了老普林斯顿与现今主宰长老会的新势力之间的斗争。最后还目睹了后者的胜利，就是1929年神学院的重组。
老普林斯顿神学院或许好，或许坏，意见不一，但是至少它与众不同，也有可称道之处。作为英语世界真正有水准和彻底的加尔文主义的排头兵、大本营，举世皆知。它的反对者，如果是学者的话，对其也充满敬意。
老普林斯顿先是坚持，后来屈从于时代潮流。对董事会的大部分人，以及想要保持旧传统的大多数教员来说，它并没有屈服于自身的自由意志，迎合时代潮流。但是董事会在1929年被长老会大会（GeneralAssembly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撤掉了，改换为另一个董事会（有自由派神学家加入的董事会）。这样就能保证普林斯顿神学院未来可以适应时代潮流而改革。
我这种观点遭到很多对此负有责任之人的强烈反对，但是其他观察者会持有什么样的观点，观点能否被接受，这就超出我的理解范围之外了。
普林斯顿重组发生时，有人觉得老普林斯顿优秀的学术传统不应该从这世上消失。显然在新的、毫无同情心的董事会管理之下，坚守老普林斯顿继传统的人显然难以为继了，但是可以在其他地方延续起来。
1929年在费城新成立的威斯敏斯特神学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主要由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平信徒自发进行，“不懈努力，保持老普林斯顿传统及方针之不朽，此传统之存在，先于1929年董事会之重组，旨在捍卫改革宗信仰之丰硕学识与战斗精神和珅墓。”
新的神学院强烈反对整个时代十分明显的理性上的衰退。它把自己当作打火石，对抗懒散的想法，比如，为将来侍奉而预备的学术训练并不需要懂得圣经原文这样的想法。它反对捷径和简单的最小阻力线（lines of least resistance，意为“捷径”）。它倡导严谨认真地学习，学生和教员们一样坚持这种态度。特别是，它相信基督教信仰不是在黑暗而是在光明中才能枝繁叶茂。
我全身心投入这所神学院，致力于它所代表的传统。我相信这个目的并非复古，而是真正的前进。与这群充满希望的教职员们结成友谊，我倍感欢欣。严格说来，与他们相处，我是教师，他们是学者，但是实际上，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远多过我所付出的。他们勇敢地坚持原则，他们有强烈的意愿为基督的缘故而牺牲，古旧福音是历久弥新且永活长存之物，这都是我从他们那里学到的。教会真正的希望就在这些人当中。同时，当我在祷告和工作中与他们交流，我再次感受到，在一个充满敌对的世界里，基督教团契是多么大的一个祝福。
我们被认为是神学上的“保守主义者”（conservatives），这是大大的误解。人们把我们当作顽固不化的保守主义者，只是拼命地抓着一些老旧的教条，仅仅因为它们很古老而且与新的真理格格不入。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热烈欢迎新的发现，我们在教会所追求的不仅是现存传统的延续，更是新能量的爆发。在与威斯敏斯特学生们的交往中，我对这种新能量充满盼望，也倍受鼓舞。对我而言，我们有一种令人激动的氛围。如果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会成为神所使用的人，按着神的恩典，为了实现人的救赎，把讲道从悲伤的泥淖中提升出来，直面它曾经失落的地方，再次让讲道变得有力量，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
（八）结语：老普林斯顿与威斯敏斯特基本信念
我与威斯敏斯特和《今日基督教》杂志共享一些根本的信念，——与老普林斯顿古老而鲜活传统的代表们一样。我坚信，第一，基督教信仰建立在圣经启示之上，按照改革宗信仰的规范，是正确的；第二，基督教信仰，如前所述，需要并且能够在学术上进行护教。
上述两个信念让我不喜欢“基要派”（Fundamentalism，在中性意义上这个词与conservatives含义相似，但这个词常用于贬义语境，中文译为“原教旨主义”）这个词。有人问我是基要派还是现代派时，我回答：都不是。我不想模棱两可。对询问者所问的问题，我的立场很确定。但是我不用“基要派”这个词形容自己。确实，我和那些以“基要派”自称的人有着很密切的关联。但是，对我来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拥有相当长久并且尊贵历史的基督教信仰成了一种“派”，而且还要用这么一个奇怪的新名字来称呼。
上面提到的第二个信念，——基督教信仰需要并且能够在学术上进行护教——并不意味着基督徒都是由辩论所构成。基督徒是由圣灵所做的重生工作而产生的。
但是不能因为辩论不是核心要素，就说它是不必要的。很早以前，真正的基督教就以完全合理的姿态面世。确实，有时候人们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不停地为基督教辩护，更应该简单地向前传播基督教。但是这种没有护教的基督教传播，他们所传播的基督教一定不是真正的基督教。真正的基督教不是神秘主义的事物，而是实实在在建立在一个真理之上。
这个真理的表达必然包括了与对立观点之间的论战。有时候人们告诉我们他们厌倦了教会里的争论。他们说：“让我们停止这无聊的辩论，然后询问神，来一场复兴。”关于复兴有一件事很清楚——未能唤起辩论的复兴肯定是冒牌的复兴。自从我们的主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以来，这一点就十分清晰。一个对福音真正火热的人从来不会想着要反对辩论，而是说出神让他说出的真理，不用考虑人的赞同与否。
然而，在所有的辩论中，自由这个原则应该得到尊重。我是老派人士（old-fashioned），坚信圣经是真理，但是，我在对自由的热爱上也同样老派。我反对任何形式对自由的攻击。我反对苏维埃，我也反对墨索里尼，出于同样理由，我也反对这个国家迅速膨胀的官僚主义。我反对国家设立教育部。我反对公立学校垄断教育。我反对把人类当作一个齿轮来对待，像对待福特汽车零件那样。
出于同样的理由，远的不说，我反对教会联合，这是教会合一最致命的敌人。我全力反对在一个专横的委员会和董事会治下用一个垄断性的新教教会组织代替整个新教世界的白日梦。我反对在我的教会和其他教会日益增长的对自由讨论的压制。我反对秘密教会法庭和司法委员会。所有的教会事务，我相信公开的契约应公开地执行（open covenants openly arrived at）。我全力反对之前长老会大会的举动，在教会的改革措施上竭力阻止人们公开表达意见。
我相信自由，所以我相信纯自治组织的权利。我相信比如长老会教会这样的纯自治组织。如果一个人不相信圣经是真理，他对圣经的解释也不是改革宗立场，我反对使用任何强制力让他变成长老会立场。如果他更接受某些长老会以外的立场，他有完全的自由成为其他宗派的牧师。但是如果他选择成为长老会牧师，我认为他应该诚实，并且毫不含糊地同意遵循长老会授予神职的誓言，长老会为此而存在。没有这种诚实，对那些全心坚信誓言内容的人来说，就不可能有基督教团契掌御九天。真正的基督教团契不是一群不认同思想和生命整个方向的人组成的强制性组织，而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我对当今教会的状况表示忧虑。我认为那些叫喊着“没有和平的时候，呼唤‘和平，和平’”的人对神的福音构成了最大的威胁。我对那些说类似“我所属的长老会‘基础稳健’”这种话的人鲜有赞同。对我而言，关于长老会我有两个想法，第一，它并非基础稳健，而是基础危险，第二，圣灵会帮助他稳健下来。而且我们应该谦卑地祈求圣灵如此行。没有什么比肤浅的乐观主义更能杀死一个祷告。长老会和其他教会那些一贯构成教会余民的人，而不是那些躲在反智主义巢穴中寻求庇护的，也不是那些谴责辩论的人，应该跪下来祷告，祈求神把无形教会从流浪状态带回她真正的主那里。
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能在这灰暗的岁月中依然保持信心和喜乐。这不信的世代并非教会历史上的头一次。历史上有相同的时代，甚至有更黑暗的时代，神都带领他的百姓安然度过。即便在我们的时代，也有远远超过七千人从未向这个时代的神屈膝。不过我们的信心并非依赖于这个时代的状况，而是在神伟大宝贵的应许里。把神之道的荣耀与这个机械时代的懦弱和赤贫相比，把神之子的自由与这个时代人类陷入的越来越深的奴役相比，我认为我们会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无论世界如何抵挡，我们没有理由以基督的福音为耻。
注：本文来自Vergilius Ferm主编的《当代美国神学》（Contemporary American Theology，New York：RoundTable Press, 1932-1933，pp.245-274），作者梅钦在文中讲述了个人的家庭背景、成长历程、求学生涯以及神学观点，可以看作是自传性质的文章。梅钦的写作风格，无论是讲章还是学术著作，都以简洁、清晰著称，其中有一小部分此前有一位弟兄以“梅钦对父亲的回忆”为题翻译为中文，下面呈现的是本文的完整版。
（本文收录在《梅钦文集》里，如果需要纸质版，请微信联系：271087029）
基督教是什么？
“基督教是什么？”这个问题近年来已经成为大众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它已在报纸头版和通俗杂志上占据一席之地。对很多人而言，这种问题居然能崭露头角似乎确实太过惊奇。他们认为基督教会是一个致力于为人民服务的伟大组织，我们为何要问“基督教是什么”这种问题，造成不合，引发尴尬，妨碍基督教为人民服务的功效呢？不过对这样的人，我们实在难以苟同。毕竟，为人民服务仅仅意味着做些事情，而问一下教会正在做的事情是好是坏，似乎也很重要。单问教会是否正在平稳前进是不够的，必须要问教会是否在正确的方向上平稳前进。
教会历史上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往往是灵性复兴的先导。确实，忧虑总会有的，比如在宗教改革时期，但没有忧虑，便是死亡。当“辩论”无力、人们拒绝穿透表象去探求教会在这世上到底意味着什么时，教会的情形就变得悲凉。因此，我们无需害怕这个基本的问题：基督教到底是什么。
我们如何获得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方法十分简单。如果我们要了解基督教是什么，我们当然必须看一看实际存在于世上的基督教。说基督教是这样是那样，与说基督教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或一个完美的宗教，无论什么名字，应该是这样是那样，有很大不同。基督教是一种历史现象，就像宾州、美国、普鲁士王国或者罗马帝国，必须通过历史方法进行研究。它会变成好事还是坏事，这是另外的问题，但如果我们要了解基督教是什么，我们必须考察实际存在至今的基督教。
毫无疑问，仅仅使用历史方法，我们难以窥见全貌，仅仅从外部观察，我们也难以得知真相。想要知晓全部，我们自己必须是基督徒，我们必须在个人的内在生命中经历基督教信仰。不过基督教信仰从来就不是什么晦涩的神秘宗教，它一向毫无隐晦，它的内容对朋友、对敌人都是一视同仁。
但是我们要怎么考察它呢？它已经存在十九个世纪了，有上千种不同形式，我们怎么可能达成共识，以便囊括合乎我们定义的和排除不合乎定义的呢？基督教漫长的历史中，我们该截取哪些来考察基督教到底是什么？答案也非常明确。如果我们要定义一场伟大的运动是什么，我们需要回到运动的起点。考察基督教就是如此。我们此时并非主张基督教运动的开创者有权为后来的人立定法规。此事还需进一步探讨。但是我们此时主张基督教运动的开创者，无论他们是谁，确实有权柄对那些在各时代选择成为“基督徒”的人立定法规。我们想来也可能更改他们的定规，但如果我们更改了定规，我们就得换一个称谓。依然使用旧称谓来称呼新事物会对人造成误导。这是常识。因此，如果我们要了解基督教到底是什么，我们必须考察基督教的开端。
如今，基督教的开端已经成为一个确切的历史现象，甚至在基督徒历史学家和非基督徒历史学家中也有某种程度的共识。基督教是一场伟大的运动，诞生于拿撒勒人耶稣死后不久。如果有人说它诞生于此前耶稣在加利利首次召集他的门徒们，我们无需与之辩论，确实，我们甚至可以说基督教的开端可以往上追溯更远，到旧约时代，当神救赎的应许首次赐下之时。但是如果基督教先于耶稣之死而存在，那也只是以预备的形式存在。所以至少世俗的历史学家以其表面和外在的立场如此认定此事实。显然，耶稣死后，很快在耶稣的门徒中有一个新奇的开端，那个时候被当作是伟大世界运动的发轫，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基督教。
那么刚刚开始的基督教是什么样的呢？或许我们可以用更多的智慧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用头脑中时尚的现代答案来处理，就要问一下这答案是否正确于金源。根据时尚的现代答案，基督教是一种生活而非教义，是生活或经历并且教义仅仅是它象征性的知识表述，所以生活不停息，教义则必须随时代而改变。
当然，这个答案包含了可能想象的深不可测的怀疑论，因为如果我们所说的关于神、基督或永生的一切仅仅对这代人有价值，如果将来的世代中与之对立的事物却与它具有同样的价值，那么我们正在谈论的价值在此时、彼时就都不正确。现今有用的事物在将来的世代可能无用刘原龙，但是现今是真理的事物在遥远的将来仍旧是真理。因此，教义必须随着人们的信仰经历或信仰生活而不停地改变表述，这简直就是完全放弃对真理的寻求。
最初的基督教是否是与教义相区别的某种生活呢？此时我们希望清晰地来说明。最初的基督教当然是一种生活，这一点毫无疑义。最早的基督徒在生活上非常不同于仅仅对基督教表示关注之人的生活，任何不遵行这个特别的基督教生活形式的人都将被严厉地驱逐出教会。让我们对此保持十足清醒。
但是这种类型的基督徒生活是怎么产生的呢？这是整个问题的关键。有一件事对历史学家来说是清晰的，这种形式的生活不仅仅因劝告或人际交往的魔力而产生。还有一件事情对历史学家来说也是清晰的，最早的基督教传教士并没有环游地球去宣告：“我们和一位非常有魅力的人生活在一起，他叫耶稣，与他的接触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好找你们听我们说，别问任何莫名其妙的问题，别去解决耶稣之死的含义，别问他是否从死里复活，只管让自己顺从与那个伟大人物的接触。”这也许是很多现代人所期待的早期传教士会说出口的话，但对历史学家来说，他们显然没有说过这种话。
他们说过的话被概括为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几句话，即便是最挑剔的历史学家也承认这封书信出自保罗之手。保罗只传讲他从耶路撒冷教会最早的使徒们所“领受”的信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林前15:3-4）从这里我们可以略微得知早期基督教传教士都说些什么。
但是我们刚才引用的话语说的什么呢？难道不是陈述事实吗？“基督死了，被埋葬了，又复活了”这是在陈述所发生的事件，这不是道德劝诫，而是事实陈述，如同新闻报道。
事实上，所陈述的事实不仅仅是事实，而是包含事实含义的事实。“基督死了”是一件事实，但是仅仅知道事实对人并无作用。一个叫耶稣的犹太人在公元一世纪死在十字架上，仅仅知道这个事实，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益处。早期耶路撒冷教会不是用枯燥的方式传讲这一事实，原始信息不只是基督死了，而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这就不只是在说基督死了，而是他为何会死，他的死带来了什么，所以不仅是事实，也是事实本身的含义。
但是当你说“包含事实含义的事实”时，你就是在陈述“教义”了。这样，我们的问题就有了答案。我们发现最初的基督教并不是区别于教义的生活，或者把教义作为不断变化的知识表达而已。而是正好相反，它是建立在教义根基上的生活。
若果真如此，若基督教信仰建基于历史事实之上，那么基督教必定有某些绝对不能更改的信息。事实这东西有一个优点——不会改变。如果一件事情确实发生了，时间无论如何流逝也不会把它变成没发生过的事情。如果耶稣的身体的确在第一个复活节的清晨从坟墓中出来了，那么任何科学上的进步都丝毫不能改变这个事实。科学上的进步也许可以很信服地说明所谓的事实并非事实，也可以很信服地说明早期基督徒说基督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是错的，但是，说这个事实陈述在公元一世纪是正确的，因为科学的进步，这个事实陈述不再正确，这是完全荒谬的。基督教信仰直接建立在陈述事实的信息基础上，如果这条信息有误，那么建立在其上的信仰也自然土崩瓦解了。但如果信息是正确的，基督教会就必须忠实地传递第一个复活节清晨所传递的信息。
就我们而言，我们采纳后者。把我们仅仅当作“保守主义者”是不对的，把我们当作绝望地抓住某些古旧的东西仅仅因为其古旧而对一切新事物充满敌意的人，这也是不对的。事实上，我们不只指望这古旧的信息传承不息，也寻求新力量的爆发。圣灵会在神的时间再次开启人的眼目，当他们清楚看见时，他们会确信基督教信息为真。我们渴望那一天的到来。既然人们时常不信或者遗忘基督教信息，人类便渐渐陷入捆绑中。尽管物质上的进步极其突出，也掩盖不了人类大范围丧失自由的事实。当福音再次为人所知，人类也将重获生命与自由。
我的上帝观念
（一）回归理性，认识上帝
如果我的上帝观念确实是属于我的；或者说，如果这观念是从我本人的内在意识演化出来的，那么我不能将之归功于自己，当然也无法归功于别人。如果上帝仅仅是某种人生经验的折射，而神学仅仅是心理学的分支，那么我个人会对它毫无兴致。我唯独关心那位客观存在的上帝，他独立于人而自存。
不过，如果真有这样一个真实、独立存在的实在（Being），我们似乎不可能了解到关于他的任何知识，——除非他主动启示（reveal）他自己。能在启示以外找到的神圣存在，要么是人类本性某个方面的投射——敬畏感、忠诚或类似品性——要么是某种客观存在，像实验室的样品一样可置于人类观测之下的纯被动事物。不管是哪种情况，把这样的存在命名为“上帝”会显得荒谬。
那么，一位实际存在的上帝，如果他不只是被动的存在，他是一位活着的上帝，我们就只能通过他自己的启示来认识他。这个启示似乎也不大可能只临到我一个人。因此，我拒绝现今十分流行的信仰中的主观化倾向——认为信仰只是个人的“历险”。相反，我热切地寻求上帝赐给他人，同时也赐给我的启示，这些启示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并非来自对人类各种意识状态的分析，而是显然来自外界。我在基督信仰中寻求这样的启示李依芮 。
因此，我在此努力总结的上帝观念完全是基督教的立场。我确实可以把它据为己有，我全心全意地爱它。但是，如果那是从我灵魂深处生发出来的观念，我就不应该爱它。相反，我之所以爱它，是因为它拥有外在的权威，就是上帝本身的权威。
毫无疑问，这时候会有反对意见。我们谈到了关于上帝的知识，但是实际上，人们常说，上帝的知识对于我们认识上帝来说是多余的，它充其量也只能占次要地位，因为每个个体独特、必然变动不居的内在经历是难以言喻的。在宗教领域，现代人对知识的贬低十分普遍，比以往任何时代都严重。它成为施莱尔马赫的神秘主义及其后继者观念的基础，它也是主张拒绝“形而上学”的黎秋主义（Ritschlian，又译为立敕尔主义）的基础，它也是以损害正常心里范畴（mental categories）表达为代价的追求“持久宗教体验”的大众狂欢的基础。总之，它从根本上造成了信仰与神学、经历与教义、信心与知识的完全割裂，正是现今信仰教导中的标志性特征。
我个人反对这种潮流，并且果断坚持理性（intellect）的优先性。理性还需要一个像我这样与上帝的关系不算亲密的人来捍卫么？这似乎很奇怪，但是我们时代的理性（reason）已经被实用主义这个篡夺者从皇后尊位拉下来，被流放于深山野林，我们不能谴责任何一位聚集在她麾下保卫她的谦卑人。事实上，当今甚嚣尘上的反智主义正导致理性和道德的滑坡。我本人认为，我们只能通过重申区别于实践的真理来阻止这种衰落，特别要从反智的神秘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泥淖掉头，回到上帝的知识中。
当然，只有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建立在对他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指望道德水准有所改善。单纯的感觉不是道德，比如，我喜欢一个朋友，如此高贵的事情，是因为我对这位朋友品性的认识。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也是如此：信仰只有建立在认识真理的基础上才是道德的、个人的。
（二）三种类别的启示
为了与上帝之间有道德的、个人的关系，就必须拥有关于上帝的知识。那么，需要多少这样的知识呢？我没有新的方法：我能发现的认识上帝的方法只有透过大自然、良心和圣经。
我认为，上帝首先通过他所创造的世界来启示他自己。“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上帝通过大自然的启示通常被称为（或者说过去常常被称为）“自然启示”（natural religion，又译为自然宗教、普遍启示）。自然启示并未停止。思维周密的现代科学家承认，最为睿智之人的智慧都是无声的，这一点充满了奥秘。真正的科学家终究都要站在一张从未被掀起的幕布面前，奥秘让所有的骄傲都相形见绌。但是自然启示比科学家所能设想的更丰富，事实上，它呈现给我们的不只是一片空白的奥秘，而是全能的上帝。启示以不同的方式向不同的人开启。比如，当我1925年1月24日在纽黑文观看到日全食，我对一神论深信不疑。这样的现象让我们意识到宇宙奇妙的运转法则，我们应该每天保持这样的惊奇。在这样的时刻，唯物主义似乎都变得可怜巴巴并且荒诞不经。我不是天文学家，但我确信一件事：日食神奇的阴影渐渐消失后，世界再次沐浴在阳光普照下，我知道如此庞大的太阳是为我们每个人而造，而且是永生的上帝为我们每个人而造，而非我们为太阳而生。
其次，上帝透过我们内心的声音启示他自己。我很清楚这个声音并非时时都能听见。良心在邪恶的日子里已经堕落：它沉溺在晦涩的心理学术语中，而包罗万象的法令规条则毫无必要地为它增添了大量累赘。
人们常常认为罪咎与报应的观念过时了，判断真理和谬误的标准已经由科学社会学所取代。但我个人对这种改变不甚感冒。对我而言，自利（self-interest）不过是道德律的薄弱替代品。它的脆弱，在令人担忧的道德滑坡中越发明显，且不论官僚机构对人们生活细致无遗的监管，还有科学对个体行为和人类社会现象的研究。我认为，实用主义的脆弱泥土堤坝难以阻挡咆哮的情绪深海，人们依然要从上帝律法的实心砌体中寻求帮助。
第三，上帝透过圣经被启示出来。圣经并不是通过我们上面所提及的任何方法来启示上帝。圣经告诉我们有关上帝的事情，这些事情我们在大自然和良心中甚至连一点轻微的暗示都找不到。我们接下来就要谈论这些事情。
但是首先应该注意到，除了一些全新的信息，圣经也证实已有的自然启示。这种证实当然是必要的，因为上帝透过大自然和良心的启示已变得模糊不清。把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创世记第一章第一节和耶稣的教导，与最高超的哲学所提供的薄弱、犹豫不定的一神论相比，再把良心无助的声音与诗篇第五十一章或登山宝训相比，人们会发现，在圣经中，遮挡视线的幕布已经被移除。事实就在那里，用于理解它们的人类理性天赋也在那里，不过理性之光模糊不清，直到人们在圣经中看见他们以前见过的事物。
这样，我认为通过这三种方式，我们可以得到有关上帝的真实、客观的知识。当然，这种知识并不会让与我们的神秘心灵相契合得惊奇之心消失。它反倒会成百上千倍地加强这种惊奇之心。上帝的知识中，不会有任何东西掩藏奥托（Rudolf Otto，1869-1937，德国神学家、宗教学家）所界定的宗教“神圣”品质，而是用知识来唤醒它们。上帝把遮盖自身的幕布轻轻地放在一旁，授予我们特权一窥其貌，不过这种特权也再次提醒我们未知世界依然无限广阔。如果一个人对上帝的认识消灭了他面对永恒时的惊奇之心，那么他依然不认识他本该认识的。
（三）透过特殊启示认识上帝
然而不完全的认识不一定为假，对于上帝我们可以确知某些事情。
这些事情的核心也是如今常被否定的一些事物，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来自于上帝令人敬畏的超然性，来自于上帝与世界之间神圣之幕。那些热衷于所谓上帝“无所不在”（注：immanence严望佳，是泛神论意义上的无所不在，相信上帝即一切，一切皆上帝，与omnipresence含义有别）的现代人曲解真理，完全否认这一点。他们说，我们与历史神学所说的那位遥远的上帝毫无关联，相反，我们要崇拜的是一位身处这世界并且与世界同在的上帝，他的生活适应我们每个人生活的节奏。换言之，为了让上帝与人更亲近，泛神论替代了一神论。
但是真的能达到预期目的吗？我个人认为不会。泛神论不仅不能让上帝与我们更近，反倒会把他推得更远。在物理上，我们是感觉更近了，但在精神上，更遥远了。它把上帝设想为某种盲目的生命力，却不把他当作人们可以去爱的位格性存在（a Person，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可参考以前发布的“最喜欢的五个神学词汇”）。摧毁了上帝的自由人格，我们与他的沟通便消失殆尽了。我们不能爱一个“我们是他一部分”的上帝。
因此，我个人坚持上帝形而上的属性——他的无限、全能和造物主身份。韦尔斯（H. G.Wells，1866-1946）的有限上帝对我而言不过是现代神话的古怪产物，那不是上帝，而是一个神仙。面对所有这种想象，我不得不谦卑而决然地转向那无限者可怕而巨大的奥秘，正如奥古斯丁所说：“你造我们是为了你自己，我们的心若不安息在你的怀中，便不得安宁。”
对上帝形而上的属性的献身在现今时代不受欢迎。很多人告诉我们不应该再关心这个世界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或者当我们穿过死亡的黑暗大门时将要面对怎样的命运。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崇拜一位善良而非全能的上帝，这是马基弗博士（Dr. McGiffert）和很多人所说的“道德一神论”（ethical theism），这样一来，耶稣好像也错得离谱了，他毫无疑义地强调天堂与地狱及上帝主权的教义。好像我们现代人可以找到一个更加高超、公正无私的崇拜——比耶稣还高超——向善表示尊敬，放弃“全能”这件粗俗的服饰。
一开始听起来还挺高尚的，但思虑过后，它的荣耀瞬间化为尘土，把我们扔在绝望之中。没有权柄的善，是什么意思？“善”本身难道是一个抽象概念吗？如果它不属于一个人，那么它岂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吗？一个人的特定意图中不也包含了他行动的权柄吗？脱离了权柄的善就不再是善了。事实上，这里过多的抽象概念摧毁了原本打算走保守路线的人士，他们把上帝变成没有权柄只有善的上帝，最后结果是上帝和善都被毁掉了。
（四）圣经的独特启示，基督教信仰的独特之处
面对这些抽象概念，人心再次渴望永生神圣上帝，透过大自然、良心的恐怖声音和圣经所启示的上帝。但是，当人转向这样一位上帝时，没有安慰，只有绝望，人类与上帝之间为深渊所隔绝。对基督徒来说，世界自鸣得意，确实非常奇怪，乌迪尔天赋因为我们信仰的根本可以在罪的意识中发现。
根据这个前设，接下来就有了圣经所含的真正非比寻常的启示。它不是启示已经为真的事情，而是对一个行动的解释。基督教信仰不仅有永恒真理为基础，还有一千九百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的事件为基础；它不仅基于对上帝是谁的认知，还基于对上帝行动的记录。基督徒坚信，一位神圣的救赎主按上帝的时间进入我们罪恶的世界。
他道成肉身，巨大的奇迹相伴而来，是出于谦卑和爱的自愿行动。他在世的日子，宣讲上帝的话语，遵行上帝的律法。他以全新和令人震惊的方式宣讲律法，这些信息只会增添我们的绝望。但是，他宣讲律法，也宣讲福音，他宣告上帝对罪的神圣审判，也献上他自己作为救主。凭着信心接受这牺牲，不仅身体的疾病被治愈，我们在上帝面前也得到宽宥（yòu）。
这种信心是毫无保留的，人并不完全明白他怎么能够救赎我，就相信了耶稣。他在世上时，就用清晰的教导指明了他来到世上所要成就的救赎事工。最后，在十字架上，事工成了。神圣的救主，主，因他爱我们的大爱，背负了我们一切的罪孽，洗净我们过往一切的黑暗，使我们与上帝和好。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的言语多么贫乏无力！或许我能让人明白我们在想什么，我却无力让他们与我们感同身受。神圣公义的上帝，沉重的罪咎和污秽的罪恶，上帝藉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赐下奇妙的恩典，藉着基督，我们得以进入上帝的至圣所，藉着圣灵，我们重生，藉着住在基督徒心内的圣灵，我们与复活升天的主相交，这些就是我们得享安息的确信。
如果这些信念有误，他们必定早就被丢弃了。只要我们认定其为真，我们就必须表现出与之一致的行为，与之相悖是不道德的。现在的教会联合中正出现一些极其不道德的现象。反对我们这些自称为福音派基督徒的正确方式是以诚实和开放的心态反驳我们的核心观点，关于上帝，关于罪，关于救赎，而不是要求我们持守这些信念却做与之相反的事情。只要我们所做与所思一致，出于对弟兄的爱，我们就不会允许他们，就我们的见证而言，对我们视之为无根据、毁灭性的乐观主义带来的冷酷感到满意。我们必须努力宣讲上帝的律法和他爱的福音，把他们带进信仰的温暖和喜乐中。
对神的信心
你不可能在完全不了解一个人的情况下对他产生信心（faith）。根据希伯来书的经典论述，有一节经文直指根源：“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孜孜寻求他的人。”（来11:6）宗教（religion）完全建立在教义（doctrine）基础上，来到神面前的人不仅必须相信（believe in）一个人，而且必须相信（believe）某事为真。在此，信心（faith）被宣布为必须包含对某种观点的接受（acceptance）。根据希伯来书，除非你在观念中接受关于一个人的事实（facts），否则你不可能对一个人产生信心。
对一个人的信心（confidence）不只是在理性上同意关于此人的一系列命题（intellectual assent to a series of propositions aboutthe person），当然它总是包含这些命题，但是当命题被否定时就无能为力了。如果一个人认同那人身上并不值得信任（trust）的方面，或者不认同那人身上值得信任的方面，那么要相信（trust）他则是不可能的。认同某些命题并非信心（faith）的全部，却是信心必不可少的要素。所以，认同关于神的某些事实并非完全信神，却是信神必不可少的部分。特别是基督教信仰，尽管不只是认同某个信条（creed），而没有对信条的认同，信心也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个人心里认定神不存在或者不值得信任，那么他就没法相信（trust）这位神。
根据新约，与神的交流或对神的信心倚赖于神存在这条教义，但也同时倚赖于这条教义以外的其他教义。希伯来书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孜孜寻求他的人。”这节经文的后半部分，我们看到关于神的位格（personality）的伟大真理，这一点有明确的表达。我们还知道圣经别处所称的“活着的”神（the "living" God）。神不仅存在，而且是一个能够自由行动的位格（Person，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神学词汇，可参考“最喜欢的五个神学词汇”第二部分）。本章第三节经文更清晰地表达了同样的真理。作者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藉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清楚表达了万物都不值得我们去渴求，创造是从无到有，而且我们必须用信心接受这条教义。整本圣经第一句话也表达了同样的含义：“起初神创造天地。”（创1:1）这个预设确实从头至尾贯穿圣经。
根据圣经，我们能知道一些关于神的事情，没有这些事情，就不会有信心（faith）。圣经明确地教导，神已经赐给人理性的功用，使人得以明白真理，甚至关于神的真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限的被造物能通过我们自身的探索而找到神，而是意味着神把我们创造成可以接受神所选择给我们的信息的存在。我无法只用内在知觉就写出一份关于中国的报告来，但是我能从实际去过中国的旅行者那里了解到关于它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理性在告诉我们有关神的事情上终究是不足的，除非神启示（reveal，这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神学词汇，可参考“最喜欢的五个神学词汇”第一部分）他自己。但我们能够（或者说可能，因为我们被罪所污染）接收启示。神乐意给我们的有关他自己的知识是我们信心（confidence）的基础，圣经所启示的神是我们可以明智地去信（trust）的那一位。
我们怎样才能得到对信心而言如此必要的知识？我们怎样才能了解他？我们透过圣经了解神。它透过描述神爱的行动，在历史的进程中拯救罪人，显明神。从创世记到启示录，从伊甸园到各各他长毛鱼，作为与以色列立约的神，作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全都透过圣经多样的的叙述来显明神慈爱计划的成就。我们看见他多方面的位格。他有愤怒，也有慈爱，却始终是同一个位格。我们可以怀着敬畏之心说，我们从圣经知晓神的品格（the character of God）。这里我们可以用与朋友的关系做类比。我们如何了解另一个人？当然没法立刻了解，而是需要长时间观察他的言行举止。他出现在我们处于危险时，我们就知道他很勇敢；我们带着困惑去找他，就知道他很睿智；我们碰到麻烦向他求助，他表示怜悯。渐渐地，时光流逝，经历日积月累，我们会爱他并且尊敬他。我们从圣经中得到有关神的知识也大概如此。在圣经中，我们看见行动的神，看见他在烈怒中灭绝索多玛，看见他带领以色列民如同牧放群羊，看见他为了世上罪人而献出他的独生爱子。通过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渐渐认识他。
根据新约，在世界历史中的一个特定时间，透过发生在可见世界的一个事件，即主耶稣死于十字架并且复活的事件，救赎之工完成。因此，基督自然就代表了信心的客体。至于我们与耶稣的关系，我们把我们所拥有的最宝贵的事物献给他，就是我们不灭的灵魂。这是无比信任的举动，唯有诉诸事实才合乎情理。
我们诉诸的事实是耶稣的仁慈和他的权柄。我们或许坚信他的仁慈，却不向他托付我们灵魂的永久注视。也许他想帮助我们，却有心无力。我们也许正身处船长儿子的动人故事中，当风暴袭来，船员惊恐万分，这孩子却明白他的父亲在船上，所以他安然入睡了。也许这故事把孩子的信心放错了地方，但是，我们说这错位不是因为船长不够可靠和善良，而是因为再优秀的人也无力对风和海发号施令，只能卑躬屈膝。我们对耶稣的信心也一样错位了吗？如果耶稣只是一个可怜、软弱的狂热分子，仅仅被人当作是一位犹太教师，那么我们的信心就是错位了。然而，如果他是神之道的位格存在（the Person presented in the Word of God），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相信耶稣所阐述的伦理原则可以解决社会问题，和相信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甘愿来到世上拯救我们，从死里复活，并且保守那些把生命献给他的人，这完全是两回事。比如，一个人可以崇拜华盛顿将军，并且接受他的生活原则，但是他没法相信（trust）他，原因很简单，他一百多年之前就已经去世了。他的战士们可以相信（trust）他，因为那时候他还活着。我们没法相信（trust）他，因为他已经死了。
但是从记录在新约中的耶稣的话语可以看到，耶稣所宣讲的福音再简单不过，其核心是关于他自己的，它远远不只是我们跟着耶稣这个榜样上路寻找神，而是说，耶稣本身就是这条道路。根据新约，我们的主表现出来的可不只是一位老师、一个好榜样、一个领袖的样子，他首先是救主（Savior）。他把自己作为罪人的代表献上，使他们得以进入神的国。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可10:45）他邀请人来，不只是要对神有信心，像他对神的信心一样。他邀请他们来信耶稣自己。他明确宣称自己是弥赛亚，不是从狭义的角度，而是将要驾云降临、审判世界的属天的人子。
根据一种很广泛的观念，耶稣是基督教信仰的创始人，因为他是第一个过基督徒生活的人，换言之，他是第一位基督徒。但是耶稣与基督教的关系比上面所说的更根深蒂固。他是基督教的创始人，并非因为他是第一位基督徒，而是因为他以他的救赎工作开启了基督教。基督教是关于去除罪的宗教。我们的麻烦是我们的生活跟耶稣相比一点都不相似。我们是罪人，这一点不一样，因此，我们成为基督徒，这一点也不一样。我们是罪人，因此我们感谢着领受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大爱，他怜悯我们，使我们与神和好，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而是因为他的赎罪之死。
那么，主耶稣来到这世界，首先不是要说某些话，或者成为某类人，而是要做某些事。他来不是要人们以他为榜样进入“宽广人生”，而是要透过他的死与复活，让那些在罪孽过犯中死去的人活过来。我们是基督徒可不是因为我们有和耶稣一样对神的信心，而是因为我们信耶稣。
不过，我们严重的怀疑仍然冲击着我们。它来自始终萦绕我们、挥之不去的人生虚无感和无底深渊的念头。无可否认，人类被囚禁在一颗小小的星球上，被四面八方的无穷浩渺所围绕，一天天苟延残喘地行走在一群毫无怜悯的队伍中。整个世界，他所感兴趣的事情就像是广袤沙漠中的一小片绿洲。无可否认，人是有限的被造物。从某种角度来看，他就像渐渐腐烂的野兽。
但这并非全部真相。人是有限的，然而他知道自己的有限，这个知识就把他带进与无限的关联中。他活在一个有限的世界，然而他知道这并非事情的全部。他身处时间的进程中，但是他情不自禁地想要探索起初之事。在他平凡的一生中，他的心中涌起神的观念，一种高深莫测的力量。人在他面前孤立无援，还有更多的忧伤，——因畏惧而忧伤。这样我们如何面对无限的权能呢？他在大自然的作为，有难以言喻的美丽，也有令人惊骇的刑罚。假如肉体的痛苦不是全部，假如还有罪咎感，假如良心的定罪只是审判的开端，假如与无限者的相遇只是面对无尽而可怕的圣洁，假如，最终，一切不可理解的神秘之事的源头都是一位公义的神，我们该当怎样行呢？
耶稣能帮助我们吗？如果他只是和你一样伟大，那他还是不够。把他的能力扩展至远超我们认知范围之外，这样与无限之间似乎还是有界限，我们仍然被恐惧所支配。能够解释这个世界的神秘力量会卷土重来，打垮我们，还有我们的救主。我们在所有人当中是最可悲的，我们曾经相信耶稣，他带着我们走了一段，却丢下了我们，我们和以前一样孤立无援，伫（zhù）立在永恒的边缘。我们毫无盼望，最后在难以理解的神秘面前毫无防御。除非我们的救主本身便是永生神。
神之道完全、丰富的安慰来到，腓立比书的奥秘话语“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腓2:6）；歌罗西书的神奇宇宙论，“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西1:15-17）；约翰福音庄严的开篇“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1:1）；耶稣自己宣称“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太11:27）。
人们把这些事情当作毫无根据的猜测，但事实上，它们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气息。它们是神学家的战场，教会向那些认为“基督很伟大然而并不是神”的人发出咒诅，这些咒诅是仁慈、公义的。那些不同观点决非微不足道，并不存在“近乎神”的东西。小于无限的事物皆无限小（The next thing less than the infinite is infinitely less）。如果基督只是无限的被造物中最伟大的，我们的灵魂依然不得安宁，我们依然要继续追寻。但是，我们的救主基督（他曾说“你的罪被赦免了”）就是神。如今对我们而言，再也没有可怕的神秘和畏惧。我们确实无法解释世界，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是未知，但对我们的救主来说，没有奥秘可言。他坐在宝座上，他居中央，他是万物的根基和解释者，他穿越遥远的边界，万有皆靠他而立。世界充满可怕、神秘的力量，日夜侵袭我们，让我们陷入不幸。但它们已无力伤害我们。“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搜标网？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 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罗8:3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