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州图片毛宗岗评改《三国演义》的得失-蜀汉英魂今何处
毛宗岗评改《三国演义》的得失-蜀汉英魂今何处
文丨陈周昌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继金批《水浒传》之后，毛宗岗师承金圣叹，又评改了《三国志通俗演义》。三百多年来，罗本《三国演义》几乎销声匿迹，而毛本《三国演义》则广为流传，影响之大，庶可同金批《水浒》比肩而立。那么，毛宗岗评改《三国演义》得失若何？过去研究《三国演义》的学者对此甚少注意，以致造成一些不容忽视的误解。
我认为：毛宗岗整顿这部长篇小说的结构，分析其结构特点，是评改之所得；而将小说中体现得并不明显的“正统”观，夸大为作者的基本创作思想，以取代作者的创作思想“忠义”说，则是其评改之所失。
如果说金批《水浒传》在艺术上的贡献是对人物形象的精辟分析，毛批《三国演义》则是对长篇结构的独到见解。这些虽散发着八股气味然而却闪耀着光亮的艺术见解，对于理解这部文学巨著，是有一定认识价值的。毛本《三国演义》其所以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也是一个原因。
创作于元末明初的罗本《三国演义》，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在形式上残留着宋元讲史话本的影响，比较令人注目。这与其说是小说的本色，毋宁说是它的先天缺陷。在这些先天缺陷中，表现在结构上的问题更为突出。作者采用讲史话本的体制，把小说划分为二十四个大的段落结构，形成二十四卷。又把每卷分成十回，全书共计为二百四十回。每回都用一个七言的句子作为回目，犹如话本的“题目”。看起来这种结构形式整齐划一，但是这样分卷，不利于人物形象的刻画和故事情节的连续发展。这样分回，一是分量和篇幅不足，二是不能更好地表现人物和情节的内在联系。罗本《三国演义》第一回《祭天地桃园结义》，让刘备、关羽、张飞首先登场，“备下乌牛白马”，焚香设誓，祭告天地，结义桃园。然后让这些“忠义”的天使，在一场剿灭黄巾起义的大屠杀中崭露头角。第二回《刘玄德斩寇立功》则写他们剿杀的具体行动。两回从情节和人物的内在联系看，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桃园结义”是为了“斩寇立功”；“斩寇立功”又是“桃园结义”的继续和发展。从篇幅的分量看，两回并作一回，也更为恰当。毛宗岗纵观全书，详加剖析，发现了一条看起来十分简单、然而却得之不易的规律：相近的两回稍加剪裁，都可以合并成一回。于是他舍弃分卷，整顿回目，合两回为一回，讲二百四十回演义合并为一百二十回。在毛宗岗之前，虽然也有人整顿过回目，但那只是一种简单的合并，只是后来经过毛宗岗的整顿，才使《三国演义》的长篇结构趋于定型化，显示出自己的独特格调。
毛宗岗在整顿《三国演义》这部长篇结构的同时，还独到地分析了层次安排、线索设置、情节组合、情节剪裁、情节插叙、动态和静态交替描写等六个长篇结构的特点，这是长篇小说在布局结构时带有规律性的问题。
毛宗岗以为《三国演义》这部长篇结构的特点之一，是层次安排上在“总起总结中，又有六起六结”的特点。小说总起自东汉季世，中经魏蜀吴三国鼎足而立，最后混一于晋。六十年间，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风起云涌，残酷激烈的军事对抗连绵不断，各种人物登上历史舞台，作了有声有色的表演。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故事情节的多样性，的确使读者有应接不暇 、眼花缭乱之感，为了准确地理解《三国演义》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深入地分析结构的层次安排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了，毛宗岗以穿透生活的敏锐观察力，按照中心人物和主要故事情节的内在联系，将这部长篇小说划分成疏密相间的六个结构层次重生中考后，其中，依人物划分者两个层次，依情节划分者四个层次。从人物形象入手划分层次，着力找出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一是刘备、关羽、张飞三个人物形象的刻画，起自桃园结义，而结于白帝城刘备托孤。一起俱起，一陨俱陨，表现了他们之间生死相依的义气。二是诸葛亮形象的刻画，起自刘备三顾草庐，而结于六出祁山。以义因之，忠诚不二，把桃园结义的兄弟义气升华为君臣之忠。从故事情节入手划分结构层次，紧紧抓住情节之间的联系和发展：一是叙述东汉王朝的覆灭，起于董卓废立，结于曹丕代汉，是为三国鼎立的前奏。二是叙述蜀汉的兴亡，以刘备成都称帝始，而以后主绵竹出降终。三是叙述魏国的始末，兴于黄初改元，灭于司马炎受禅。四是叙述东吴的历史，以孙坚匿玺起，而以孙皓衔璧结。这六个层次错落有致，互相勾连，而无断续之迹。
毛宗岗以为《三国演义》这部长篇结构的特点之二，是线索设置注意了首尾照应，中间关合，“有追本穷源之妙”。小说一开始所展现的东汉王朝，像一个垂暮之年气息奄奄的老人。其覆亡是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地主和农民的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互相交织在一起，犹如一根长而且大的绳索，贯穿于小说的始终。依据这根线索来展开情节和刻画人物，既是小说思想内容的特征，也是长篇结构的特色。毛宗岗认为这根线索的设置，是注意和掌握了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的原则。小说开篇，把黄巾起义和十常侍专权的描写，作为东汉王朝覆灭的外因和内因，提调起阶级斗争这个线索，结尾以刘禅溺于酒色、宠信黄皓和孙皓亲中贵、信术士而“双结”，作为蜀吴政权灭亡的内部原因，有着很好的照应作用。沉沉一线，贯穿始终，有如星宿云海，使长篇结构繁而不乱。
毛宗岗以为《三国演义》这部长篇结构的特点之三，是运用“伏笔”组合情节，“有隔年下种，先时伏著之妙”。在长篇结构中，要把众多的人物和情节进行有机的组合，须有一些艺术的螺丝钉，将人物和情节拧在一起。这种艺术的螺丝钉便是伏笔。《三国演义》卷首描写桃园弟兄破黄巾的故事情节时，作者特意安排了涿郡太守刘焉认刘备为侄的细节作为伏笔，而后来西川之主刘璋乃刘焉之子，刘备取西川之时情节曲折发展的内部原因，在此已“先时伏著”。刘备在磐河助公孙瓒战袁绍时，和赵云相识，一见倾心，霎时又洒泪而别，这为后来古城小聚义时，赵云投奔刘备预设伏笔，将两个情节互相联系在一起。这种伏笔有时置于数回之前，有时还置于数十回之前。这样的例证在小说中不胜枚举。
毛宗岗以为《三国演义》这部长篇结构的特点之四，是用虚实相间之法，精心剪裁情节，“有近山浓抹，远树轻描之妙”。小说第四十三回至第四十九回，以主要笔墨描写赤壁之战。围绕这一中心事件，用实写之法，表现曹吴双方的军事、政治、外交斗争，生动形象地描写了“孙权决计”、“蒋干中计”、“苦肉计”、“草船借箭”、“阚泽诈降”、“连环计”、“横槊赋诗”、“祭东风”以及“三江口破曹”等情节。而蜀汉一方的军事部署和行动，则用虚写的方法处理。赵云袭取南郡，关羽攻占荆襄二郡，均从周瑜口中道出。从表面看轻描淡写、惜墨如金，实际上虚实相间地表现了一时间里发生发展的多种情节，使远山近树诸色景物尽收眼底，画面严谨绵密。
毛宗岗以为《三国演义》这部长篇结构的特点之五，在于情节之短者，连贯叙述，一气呵成；情节之长者，须插叙其他情节，起间隔作用，以避免叙述冗长累赘的弱点。小说在处理三气周瑜、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时，都“叙别事以间之”，故而“有横云断岭、横桥锁溪之妙”。这以诸葛亮六出祁山最为典型。一出祁山之后，插入篇幅不长的魏吴石亭之战，二出祁山之后，插入孙权称帝，三出祁山之后，插入魏国君臣商议伐蜀之策，这后两个情节则更为细小。而六出祁山中间，又插入吴魏合肥之战。用插叙之法，间隔结构的长度，增加结构的密度，使情节发展更加显得错综变化、跳荡流走。
毛宗岗以为《三国演义》这部长篇结构的特点之六，是动态和静态描写相映成趣，有“星移斗转”和“凉风扫尘”之妙。对于这种结构特点，他列举大量事例来加以论证。如本是何进谋诛宦官，却弄出宦官诛杀何进；彝陵之战，刘备兴师七十五万，连营七百里，大有吞吴之势，结果却弄出东吴陆逊于彝陵大破蜀兵，从此蜀汉一蹶不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故事情节的发展，常常出现难以预料的结局。诚如杜甫所云：“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变幻如苍狗”①，使人觉得变幻莫测。动态和静态穿插描写，作为长篇结构的一种艺术处理，主要是在喧闹的场面之中，描绘出淡静有致的画面，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情调和色彩。小说写孙策虎踞江东之时，忽然出现神仙于吉的情节；写曹操晋爵魏王之时，忽然又带出左慈戏曹的故事。一动一静、一喜一怒，画面千态万状，云谲波诡。
毛宗岗对《三国演义》这部长篇结构的整顿及对结构特点的见解，同金圣叹对《水浒》人物的艺术分析一样，对小说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积极的贡献。(当然，毛宗岗在评改《三国演义》时陶醉哥，曾经得到过他父亲毛纶的一些帮助仕途天才，但基本上却是在他的努力下完成的。)然而，正是这个在艺术上表现出惊人才华和深邃见解的文学评论家，却在认识《三国演义》的创作思想时，表现出他渺小庸俗的一面，他用在小说中体现不充分的“正统”观，来代替在小说中反映明确的“忠义”说；他极力用非常精细的政治蛛丝修士记，来编结自己臆想的空中城堡。在《读三国志法》里种出修仙路，毛宗岗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正统”观。他说：
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魏之不得为正统者何也？论地则以中原为主，论理则以刘氏为主，论地不若论理，故以正统 予魏者，司马光《通鉴》之误也。以正统予蜀者，紫阳《纲目》之所以为正也。
毛宗岗反对北宋司马光的“地理正统论”，拥护南宋朱熹的“理念正统论”，所以他不论“地”而论“理”。“理念正统论”首先强调了正统的重要条件是“得天下之正”，其次是“祖宗之创之者正，而子孙之继之者亦正”。在他看来，篡位和僭号不能算得天下之正，只有像汉高祖刘邦那样“除暴”和汉光武那样能“克复旧物”高蔡手机网，才算得天下之正。而由得天下之正者嫡传或直接继承才算正统。
所谓正统论，是封建政治理论中一个令人注目的问题。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云：
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②。
这就是说某一政治集团以中原为中心，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就是正统。欧阳修的地理正统论，基本上反映了北宋和北宋以前人们对正统的看法。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司马光在历史巨著《通鉴》中，不以蜀汉为正统，而以曹魏为正统。北宋以后，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出现了更加复杂的局面，这一理论已不能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因为它解释不通占领了中原地区的金和偏安于江南的南宋孰为正统。于是著名理学家朱熹在《通鉴纲目》中，提出了理念正统论的观点，并尊蜀汉为正统，这也是出于维护南宋正统地位的需要。明清大多数政治理论家都赞成朱熹的观点，这当然也就解决了元明清孰为正统的问题。清初毛宗岗继承和发展了朱熹正统论的观点，作为自己评改《三国演义》的指导思想，这对维护清王朝的正统地位，具有现实意义。清王朝以异族入主中原三浦凉介，打出“雪君父之仇”③的招牌，追杀推翻了明王朝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得到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拥护。按照理念正统论的观点，当然属于得天下之正者，大清皇帝的子孙世代相传也就是继之者正，具有不容置疑的正统地位。这或许也是毛本《三国》在此后三百年中，得以广泛流传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刚一出场，在介绍了出身和世系以后，毛宗岗又在夹评中指出：“可知蜀汉是正统”。以后他多次把刘备同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刘秀相提并论，以加强蜀汉的正统地位。可是，只要我们对罗本《三国演义》稍加分析，便不难看出，毛宗岗这样做犹如挑雪填井，实在是白费力气。这部小说的人物和情节，是从他们所处的时代机体中孕育出来的灵异第五科。特别是要描写成功一个时代数以百计的出色人物，要生动地叙述曾经是决定历史命运的重大情节，作者的创作思想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体系和故事情节序列，必须统一在作者的创作思想之中，才能按照他的创作意图，揭示出人物的典型性格和作品的思想意义。在作者看来，忠义是一种最好的艺术粘合剂，从正面或者反面把各种人物和情节统一在忠义的旗帜下，才能正确地贯彻自己的创作思想章晓惠。他精心塑造了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等忠义形象，也精心塑造了董卓、曹操等不忠义的形象，让他们相比较而存在劳瑞侯登，相映照而发光。
罗本《三国演义》第一回，开宗明义就渲染了“桃园结义”的艺术情节，表现刘备、关羽、张飞的“异姓兄弟”关系，并在小说的第一百六十七回以前，不断深化这种以义气为基础的，显然是经过了夸张的关系尼布尔坎南。就历史事实而言，刘、关、张之间的忠义关系也有一定的根据。《三国志·关羽传》云：
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④
历史上刘、关、张甘苦与共，“恩若兄弟”的关系，在此后的三国故事中被人们肯定和赞颂，而且在流传过程中被涂上了结义的浪漫色彩。元刊本《三国志平话》已有了“桃园结义”的情节。罗本《三国演义》更以“桃园结义”为小说的开端，极力刻画他们以义气为基础的正面形象，大大渲染和夸张了他们之间的忠义精神。特别是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护嫂寻兄的千古壮举，简直把他写成了“义”的化身。还有刘备兴师伐吴的军事行动，更把他们之间“同生同死”的忠义关系推上了顶峰赵奎贤。刘、关、张相继辞世以后，忠义旗帜便由诸葛亮继续举起前进。就忠义而言，如果说刘、关、张之间主要是突出了“义”的一面，那么诸葛亮的思想和行为则主要表现出“忠”的一面。作者在精工刻画诸葛亮机智多谋的性格特征的同时，还尽力描写了他的忠诚。小说从第七十五回隆中决策开始，直到第二百零七回《孔明秋风五丈原》，始终是书中的中心人物，赤壁之战以酣畅的笔墨描绘他的多谋善断，狗蛋的博客也以浓墨重彩表现他对孙刘联合，共破强曹的大业认真负责，竭尽忠诚。小说在第二百零六回对于他“鞠躬尽瘁妥木斯，死而后已”的精神，也有动人的描写。诸葛亮派往魏营的使者和司马懿有一段对话：“懿问曰：‘孔明寝食及事烦简若何？’使者曰：‘丞相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者皆亲览焉。所啖之食，不过数升。’”懿告众将曰：“‘孔明食少事烦，岂能久乎？’”使者归来，将此话告诉诸葛亮，在大家的规劝下，诸葛亮哭着说：“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吾尽心也。”确实，这种稀世的忠诚，是封建社会里理想的丞相所具有的优秀品质。诸葛亮之死，蜀汉政权已处于存亡绝续之际，姜维虽秉忠义，力挽颓局，但已于大局无补，徒属强弩之末。
当然罗本《三国演义》中正统论也有一定程度的表现。如诸葛亮回答鲁肃索要荆州时说：“······自三皇五帝开天立极以来，‘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且休说远。昔我高皇帝提三尺剑，斩白蛇，起义兵，成四百余年之基业，传至于今。不幸奸雄并起，宇宙瓜分，各处一方，自收赋税；有日天道好还，复归正统。我主人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今皇上之叔，封疆之内，合分茅列土而居。”加之刘景升乃我主之兄也，弟承兄业，有何不可？······”在这里，正统论不过是雄辩家巧妙的策略和外交辞令而已。此时汉献帝犹在，蜀汉可否继统，尚属子虚，且群雄分茅列土已成事实，早已取得包括刘备、诸葛亮在内的人们的承认；诸葛亮以正统论为盾牌谢映登，作为拖延归还荆州的借口，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所以夸大正统论在罗本《三国》中的表现，甚至把这说成是作者的基本创作思想，显然是无稽之谈。
从罗本《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看，亚州图片不过是将正统纳入忠义的轨道，认为忠义者即为正统；从毛本《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看，极力要将忠义纳入正统的轨道，认为正统者必然忠义。这从本质上看，就以正统论代替了作者忠义说的创作思想。为此，毛宗岗还在艺术形象的塑造上，将“尊刘抑曹”的倾向推上了绝对化的道路。罗本《三国演义》的“尊刘抑曹”，是作为艺术典型化的手段，来刻画人物的典型性格。因为，美和美之间，很难产生强烈的对照；忠义与忠义之间，也不能出现映衬鲜明的形象。而忠义与奸佞之间，就能产生强烈的对照，突现出人物的不同个性。这种艺术对照，要求艺术处理做到合理，绝不能对正面人物大加赞颂，毫无缺点错误；对反面人物大加贬斥，骂的一无是处。为此，作者“对曹操虽有许多批判，却也不乏赞美之词”⑤。曹操首次出场，便有如下一段描写：“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对曹操肖像和才能的简练勾画，赞美大大超过了贬斥。作者塑造这个形象，是要把他描绘成一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样才符合历史和艺术的真实。须知历史小说，它除了遵循一般的艺术规律而外，还必须尊重历史。但是毛宗岗在评改《三国》的时候，却把这一段文字改成冷若冰霜的三句话：“为首闪出一将，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这样大加删削，显然不是文字技巧问题，而是出于政治观点和艺术见解的考虑。还有《关云长千里独行》、《白门曹操斩吕布》等回作者对曹操的赞美之词，毛宗岗统统删削殆尽，竭力抹去曹操“治世之能臣”的一面，以突出“乱世之奸雄”的丑恶面目。至于刘备，尽管作者对他赞美备至，但也恰当地描写了他玩弄权术、虚伪的“枭雄”本色。毛宗岗则把对刘备、关羽、诸葛亮等人物的“唐突”和贬斥之语俱皆削去。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一旦失去徐菁遥，人物性格脸谱化和标笺化的现象便会出现。艺术的绝对化，确实是一种十分有害的艺术见解，难道毛批《三国演义》不正是一个有益的经验教训吗？
毫无疑问，罗贯中通过对一个扰攘动乱的世界的描绘，向人们暗示出对一个理想的太平世界的渴望。《三国演义》所提供的思想和艺术价值，是通过思想和艺术的同一性表现出来的。毛宗岗想借一种政治理论，企图把艺术变成图解正统论的工具，宰割小说内在的艺术联系，也就削弱了作品的艺术真实性。
艺术作品有自己独立的生命，它总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时代的艺术不会转化为时代本身。为了某种需要而随意改变一部作品的创作思想，是很不高明的做法。从这里我们也看出了一位卓越的文学评论家在文艺思想上的平庸。毛宗岗评改《三国》最缺乏的东西，也是我们今天最需要的东西。这就是必须把思想熔炼在形象和情节之中，让政治和艺术尽可能完美地统一起来，使作品表现出闪光的艺术美。
注：
①杜甫：《可叹》
②欧阳修：《正统论下》
③《明季稗史初编》卷26
④陈寿：《三国志·蜀书》
⑤章培恒、马美信：《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言
来源：《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于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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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陈周昌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继金批《水浒传》之后，毛宗岗师承金圣叹，又评改了《三国志通俗演义》。三百多年来，罗本《三国演义》几乎销声匿迹，而毛本《三国演义》则广为流传，影响之大，庶可同金批《水浒》比肩而立。那么，毛宗岗评改《三国演义》得失若何？过去研究《三国演义》的学者对此甚少注意，以致造成一些不容忽视的误解。
我认为：毛宗岗整顿这部长篇小说的结构，分析其结构特点，是评改之所得；而将小说中体现得并不明显的“正统”观，夸大为作者的基本创作思想，以取代作者的创作思想“忠义”说，则是其评改之所失。
如果说金批《水浒传》在艺术上的贡献是对人物形象的精辟分析，毛批《三国演义》则是对长篇结构的独到见解。这些虽散发着八股气味然而却闪耀着光亮的艺术见解，对于理解这部文学巨著，是有一定认识价值的。毛本《三国演义》其所以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也是一个原因。
创作于元末明初的罗本《三国演义》，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在形式上残留着宋元讲史话本的影响，比较令人注目。这与其说是小说的本色，毋宁说是它的先天缺陷。在这些先天缺陷中，表现在结构上的问题更为突出。作者采用讲史话本的体制，把小说划分为二十四个大的段落结构，形成二十四卷。又把每卷分成十回，全书共计为二百四十回。每回都用一个七言的句子作为回目，犹如话本的“题目”。看起来这种结构形式整齐划一，但是这样分卷，不利于人物形象的刻画和故事情节的连续发展。这样分回，一是分量和篇幅不足，二是不能更好地表现人物和情节的内在联系。罗本《三国演义》第一回《祭天地桃园结义》，让刘备、关羽、张飞首先登场，“备下乌牛白马”，焚香设誓，祭告天地，结义桃园。然后让这些“忠义”的天使，在一场剿灭黄巾起义的大屠杀中崭露头角。第二回《刘玄德斩寇立功》则写他们剿杀的具体行动。两回从情节和人物的内在联系看，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桃园结义”是为了“斩寇立功”；“斩寇立功”又是“桃园结义”的继续和发展。从篇幅的分量看，两回并作一回，也更为恰当。毛宗岗纵观全书，详加剖析，发现了一条看起来十分简单、然而却得之不易的规律：相近的两回稍加剪裁，都可以合并成一回。于是他舍弃分卷，整顿回目，合两回为一回，讲二百四十回演义合并为一百二十回。在毛宗岗之前，虽然也有人整顿过回目，但那只是一种简单的合并，只是后来经过毛宗岗的整顿，才使《三国演义》的长篇结构趋于定型化，显示出自己的独特格调。
毛宗岗在整顿《三国演义》这部长篇结构的同时，还独到地分析了层次安排、线索设置、情节组合、情节剪裁、情节插叙、动态和静态交替描写等六个长篇结构的特点，这是长篇小说在布局结构时带有规律性的问题。
毛宗岗以为《三国演义》这部长篇结构的特点之一，是层次安排上在“总起总结中，又有六起六结”的特点。小说总起自东汉季世，中经魏蜀吴三国鼎足而立，最后混一于晋。六十年间，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风起云涌，残酷激烈的军事对抗连绵不断，各种人物登上历史舞台，作了有声有色的表演。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故事情节的多样性，的确使读者有应接不暇 、眼花缭乱之感，为了准确地理解《三国演义》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深入地分析结构的层次安排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了，毛宗岗以穿透生活的敏锐观察力，按照中心人物和主要故事情节的内在联系，将这部长篇小说划分成疏密相间的六个结构层次重生中考后，其中，依人物划分者两个层次，依情节划分者四个层次。从人物形象入手划分层次，着力找出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一是刘备、关羽、张飞三个人物形象的刻画，起自桃园结义，而结于白帝城刘备托孤。一起俱起，一陨俱陨，表现了他们之间生死相依的义气。二是诸葛亮形象的刻画，起自刘备三顾草庐，而结于六出祁山。以义因之，忠诚不二，把桃园结义的兄弟义气升华为君臣之忠。从故事情节入手划分结构层次，紧紧抓住情节之间的联系和发展：一是叙述东汉王朝的覆灭，起于董卓废立，结于曹丕代汉，是为三国鼎立的前奏。二是叙述蜀汉的兴亡，以刘备成都称帝始，而以后主绵竹出降终。三是叙述魏国的始末，兴于黄初改元，灭于司马炎受禅。四是叙述东吴的历史，以孙坚匿玺起，而以孙皓衔璧结。这六个层次错落有致，互相勾连，而无断续之迹。
毛宗岗以为《三国演义》这部长篇结构的特点之二，是线索设置注意了首尾照应，中间关合，“有追本穷源之妙”。小说一开始所展现的东汉王朝，像一个垂暮之年气息奄奄的老人。其覆亡是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地主和农民的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互相交织在一起，犹如一根长而且大的绳索，贯穿于小说的始终。依据这根线索来展开情节和刻画人物，既是小说思想内容的特征，也是长篇结构的特色。毛宗岗认为这根线索的设置，是注意和掌握了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的原则。小说开篇，把黄巾起义和十常侍专权的描写，作为东汉王朝覆灭的外因和内因，提调起阶级斗争这个线索，结尾以刘禅溺于酒色、宠信黄皓和孙皓亲中贵、信术士而“双结”，作为蜀吴政权灭亡的内部原因，有着很好的照应作用。沉沉一线，贯穿始终，有如星宿云海，使长篇结构繁而不乱。
毛宗岗以为《三国演义》这部长篇结构的特点之三，是运用“伏笔”组合情节，“有隔年下种，先时伏著之妙”。在长篇结构中，要把众多的人物和情节进行有机的组合，须有一些艺术的螺丝钉，将人物和情节拧在一起。这种艺术的螺丝钉便是伏笔。《三国演义》卷首描写桃园弟兄破黄巾的故事情节时，作者特意安排了涿郡太守刘焉认刘备为侄的细节作为伏笔，而后来西川之主刘璋乃刘焉之子，刘备取西川之时情节曲折发展的内部原因，在此已“先时伏著”。刘备在磐河助公孙瓒战袁绍时，和赵云相识，一见倾心，霎时又洒泪而别，这为后来古城小聚义时，赵云投奔刘备预设伏笔，将两个情节互相联系在一起。这种伏笔有时置于数回之前，有时还置于数十回之前。这样的例证在小说中不胜枚举。
毛宗岗以为《三国演义》这部长篇结构的特点之四，是用虚实相间之法，精心剪裁情节，“有近山浓抹，远树轻描之妙”。小说第四十三回至第四十九回，以主要笔墨描写赤壁之战。围绕这一中心事件，用实写之法，表现曹吴双方的军事、政治、外交斗争，生动形象地描写了“孙权决计”、“蒋干中计”、“苦肉计”、“草船借箭”、“阚泽诈降”、“连环计”、“横槊赋诗”、“祭东风”以及“三江口破曹”等情节。而蜀汉一方的军事部署和行动，则用虚写的方法处理。赵云袭取南郡，关羽攻占荆襄二郡，均从周瑜口中道出。从表面看轻描淡写、惜墨如金，实际上虚实相间地表现了一时间里发生发展的多种情节，使远山近树诸色景物尽收眼底，画面严谨绵密。
毛宗岗以为《三国演义》这部长篇结构的特点之五，在于情节之短者，连贯叙述，一气呵成；情节之长者，须插叙其他情节，起间隔作用，以避免叙述冗长累赘的弱点。小说在处理三气周瑜、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时，都“叙别事以间之”，故而“有横云断岭、横桥锁溪之妙”。这以诸葛亮六出祁山最为典型。一出祁山之后，插入篇幅不长的魏吴石亭之战，二出祁山之后，插入孙权称帝，三出祁山之后，插入魏国君臣商议伐蜀之策，这后两个情节则更为细小。而六出祁山中间，又插入吴魏合肥之战。用插叙之法，间隔结构的长度，增加结构的密度，使情节发展更加显得错综变化、跳荡流走。
毛宗岗以为《三国演义》这部长篇结构的特点之六，是动态和静态描写相映成趣，有“星移斗转”和“凉风扫尘”之妙。对于这种结构特点，他列举大量事例来加以论证。如本是何进谋诛宦官，却弄出宦官诛杀何进；彝陵之战，刘备兴师七十五万，连营七百里，大有吞吴之势，结果却弄出东吴陆逊于彝陵大破蜀兵，从此蜀汉一蹶不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故事情节的发展，常常出现难以预料的结局。诚如杜甫所云：“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变幻如苍狗”①，使人觉得变幻莫测。动态和静态穿插描写，作为长篇结构的一种艺术处理，主要是在喧闹的场面之中，描绘出淡静有致的画面，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情调和色彩。小说写孙策虎踞江东之时，忽然出现神仙于吉的情节；写曹操晋爵魏王之时，忽然又带出左慈戏曹的故事。一动一静、一喜一怒，画面千态万状，云谲波诡。
毛宗岗对《三国演义》这部长篇结构的整顿及对结构特点的见解，同金圣叹对《水浒》人物的艺术分析一样，对小说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积极的贡献。(当然，毛宗岗在评改《三国演义》时陶醉哥，曾经得到过他父亲毛纶的一些帮助仕途天才，但基本上却是在他的努力下完成的。)然而，正是这个在艺术上表现出惊人才华和深邃见解的文学评论家，却在认识《三国演义》的创作思想时，表现出他渺小庸俗的一面，他用在小说中体现不充分的“正统”观，来代替在小说中反映明确的“忠义”说；他极力用非常精细的政治蛛丝修士记，来编结自己臆想的空中城堡。在《读三国志法》里种出修仙路，毛宗岗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正统”观。他说：
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魏之不得为正统者何也？论地则以中原为主，论理则以刘氏为主，论地不若论理，故以正统 予魏者，司马光《通鉴》之误也。以正统予蜀者，紫阳《纲目》之所以为正也。
毛宗岗反对北宋司马光的“地理正统论”，拥护南宋朱熹的“理念正统论”，所以他不论“地”而论“理”。“理念正统论”首先强调了正统的重要条件是“得天下之正”，其次是“祖宗之创之者正，而子孙之继之者亦正”。在他看来，篡位和僭号不能算得天下之正，只有像汉高祖刘邦那样“除暴”和汉光武那样能“克复旧物”高蔡手机网，才算得天下之正。而由得天下之正者嫡传或直接继承才算正统。
所谓正统论，是封建政治理论中一个令人注目的问题。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云：
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②。
这就是说某一政治集团以中原为中心，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就是正统。欧阳修的地理正统论，基本上反映了北宋和北宋以前人们对正统的看法。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司马光在历史巨著《通鉴》中，不以蜀汉为正统，而以曹魏为正统。北宋以后，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出现了更加复杂的局面，这一理论已不能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因为它解释不通占领了中原地区的金和偏安于江南的南宋孰为正统。于是著名理学家朱熹在《通鉴纲目》中，提出了理念正统论的观点，并尊蜀汉为正统，这也是出于维护南宋正统地位的需要。明清大多数政治理论家都赞成朱熹的观点，这当然也就解决了元明清孰为正统的问题。清初毛宗岗继承和发展了朱熹正统论的观点，作为自己评改《三国演义》的指导思想，这对维护清王朝的正统地位，具有现实意义。清王朝以异族入主中原三浦凉介，打出“雪君父之仇”③的招牌，追杀推翻了明王朝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得到了汉族地主阶级的拥护。按照理念正统论的观点，当然属于得天下之正者，大清皇帝的子孙世代相传也就是继之者正，具有不容置疑的正统地位。这或许也是毛本《三国》在此后三百年中，得以广泛流传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刚一出场，在介绍了出身和世系以后，毛宗岗又在夹评中指出：“可知蜀汉是正统”。以后他多次把刘备同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刘秀相提并论，以加强蜀汉的正统地位。可是，只要我们对罗本《三国演义》稍加分析，便不难看出，毛宗岗这样做犹如挑雪填井，实在是白费力气。这部小说的人物和情节，是从他们所处的时代机体中孕育出来的灵异第五科。特别是要描写成功一个时代数以百计的出色人物，要生动地叙述曾经是决定历史命运的重大情节，作者的创作思想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体系和故事情节序列，必须统一在作者的创作思想之中，才能按照他的创作意图，揭示出人物的典型性格和作品的思想意义。在作者看来，忠义是一种最好的艺术粘合剂，从正面或者反面把各种人物和情节统一在忠义的旗帜下，才能正确地贯彻自己的创作思想章晓惠。他精心塑造了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等忠义形象，也精心塑造了董卓、曹操等不忠义的形象，让他们相比较而存在劳瑞侯登，相映照而发光。
罗本《三国演义》第一回，开宗明义就渲染了“桃园结义”的艺术情节，表现刘备、关羽、张飞的“异姓兄弟”关系，并在小说的第一百六十七回以前，不断深化这种以义气为基础的，显然是经过了夸张的关系尼布尔坎南。就历史事实而言，刘、关、张之间的忠义关系也有一定的根据。《三国志·关羽传》云：
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④
历史上刘、关、张甘苦与共，“恩若兄弟”的关系，在此后的三国故事中被人们肯定和赞颂，而且在流传过程中被涂上了结义的浪漫色彩。元刊本《三国志平话》已有了“桃园结义”的情节。罗本《三国演义》更以“桃园结义”为小说的开端，极力刻画他们以义气为基础的正面形象，大大渲染和夸张了他们之间的忠义精神。特别是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护嫂寻兄的千古壮举，简直把他写成了“义”的化身。还有刘备兴师伐吴的军事行动，更把他们之间“同生同死”的忠义关系推上了顶峰赵奎贤。刘、关、张相继辞世以后，忠义旗帜便由诸葛亮继续举起前进。就忠义而言，如果说刘、关、张之间主要是突出了“义”的一面，那么诸葛亮的思想和行为则主要表现出“忠”的一面。作者在精工刻画诸葛亮机智多谋的性格特征的同时，还尽力描写了他的忠诚。小说从第七十五回隆中决策开始，直到第二百零七回《孔明秋风五丈原》，始终是书中的中心人物，赤壁之战以酣畅的笔墨描绘他的多谋善断，狗蛋的博客也以浓墨重彩表现他对孙刘联合，共破强曹的大业认真负责，竭尽忠诚。小说在第二百零六回对于他“鞠躬尽瘁妥木斯，死而后已”的精神，也有动人的描写。诸葛亮派往魏营的使者和司马懿有一段对话：“懿问曰：‘孔明寝食及事烦简若何？’使者曰：‘丞相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者皆亲览焉。所啖之食，不过数升。’”懿告众将曰：“‘孔明食少事烦，岂能久乎？’”使者归来，将此话告诉诸葛亮，在大家的规劝下，诸葛亮哭着说：“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惟恐他人不似吾尽心也。”确实，这种稀世的忠诚，是封建社会里理想的丞相所具有的优秀品质。诸葛亮之死，蜀汉政权已处于存亡绝续之际，姜维虽秉忠义，力挽颓局，但已于大局无补，徒属强弩之末。
当然罗本《三国演义》中正统论也有一定程度的表现。如诸葛亮回答鲁肃索要荆州时说：“······自三皇五帝开天立极以来，‘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且休说远。昔我高皇帝提三尺剑，斩白蛇，起义兵，成四百余年之基业，传至于今。不幸奸雄并起，宇宙瓜分，各处一方，自收赋税；有日天道好还，复归正统。我主人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今皇上之叔，封疆之内，合分茅列土而居。”加之刘景升乃我主之兄也，弟承兄业，有何不可？······”在这里，正统论不过是雄辩家巧妙的策略和外交辞令而已。此时汉献帝犹在，蜀汉可否继统，尚属子虚，且群雄分茅列土已成事实，早已取得包括刘备、诸葛亮在内的人们的承认；诸葛亮以正统论为盾牌谢映登，作为拖延归还荆州的借口，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所以夸大正统论在罗本《三国》中的表现，甚至把这说成是作者的基本创作思想，显然是无稽之谈。
从罗本《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看，亚州图片不过是将正统纳入忠义的轨道，认为忠义者即为正统；从毛本《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看，极力要将忠义纳入正统的轨道，认为正统者必然忠义。这从本质上看，就以正统论代替了作者忠义说的创作思想。为此，毛宗岗还在艺术形象的塑造上，将“尊刘抑曹”的倾向推上了绝对化的道路。罗本《三国演义》的“尊刘抑曹”，是作为艺术典型化的手段，来刻画人物的典型性格。因为，美和美之间，很难产生强烈的对照；忠义与忠义之间，也不能出现映衬鲜明的形象。而忠义与奸佞之间，就能产生强烈的对照，突现出人物的不同个性。这种艺术对照，要求艺术处理做到合理，绝不能对正面人物大加赞颂，毫无缺点错误；对反面人物大加贬斥，骂的一无是处。为此，作者“对曹操虽有许多批判，却也不乏赞美之词”⑤。曹操首次出场，便有如下一段描写：“为首闪出一个好英雄，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对曹操肖像和才能的简练勾画，赞美大大超过了贬斥。作者塑造这个形象，是要把他描绘成一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样才符合历史和艺术的真实。须知历史小说，它除了遵循一般的艺术规律而外，还必须尊重历史。但是毛宗岗在评改《三国》的时候，却把这一段文字改成冷若冰霜的三句话：“为首闪出一将，身长七尺，细眼长髯”。这样大加删削，显然不是文字技巧问题，而是出于政治观点和艺术见解的考虑。还有《关云长千里独行》、《白门曹操斩吕布》等回作者对曹操的赞美之词，毛宗岗统统删削殆尽，竭力抹去曹操“治世之能臣”的一面，以突出“乱世之奸雄”的丑恶面目。至于刘备，尽管作者对他赞美备至，但也恰当地描写了他玩弄权术、虚伪的“枭雄”本色。毛宗岗则把对刘备、关羽、诸葛亮等人物的“唐突”和贬斥之语俱皆削去。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一旦失去徐菁遥，人物性格脸谱化和标笺化的现象便会出现。艺术的绝对化，确实是一种十分有害的艺术见解，难道毛批《三国演义》不正是一个有益的经验教训吗？
毫无疑问，罗贯中通过对一个扰攘动乱的世界的描绘，向人们暗示出对一个理想的太平世界的渴望。《三国演义》所提供的思想和艺术价值，是通过思想和艺术的同一性表现出来的。毛宗岗想借一种政治理论，企图把艺术变成图解正统论的工具，宰割小说内在的艺术联系，也就削弱了作品的艺术真实性。
艺术作品有自己独立的生命，它总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时代的艺术不会转化为时代本身。为了某种需要而随意改变一部作品的创作思想，是很不高明的做法。从这里我们也看出了一位卓越的文学评论家在文艺思想上的平庸。毛宗岗评改《三国》最缺乏的东西，也是我们今天最需要的东西。这就是必须把思想熔炼在形象和情节之中，让政治和艺术尽可能完美地统一起来，使作品表现出闪光的艺术美。
注：
①杜甫：《可叹》
②欧阳修：《正统论下》
③《明季稗史初编》卷26
④陈寿：《三国志·蜀书》
⑤章培恒、马美信：《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言
来源：《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于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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